直到担任大总统，袁世凯在各个阶层的眼中一直是进步、稳健、充满希望而有力量的形象。共和初年，对“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给予不留情地批评、非常了解西方政治制度的科学家丁文江对袁世凯寄予希望，他代表了不少人的立场：“这个国家里每一个认真思考的人，当然认识到我们目前所处的极为严重的财政窘境，但是他们有一个普遍的希望，那就是现在我们有了一个真正的带头人，我们总会渡过难关的。”[1] 事实上，曾经激进甚至不惜生命参与革命的人例如章太炎、孙武，也成为袁世凯势力中的成员，立宪主义者张謇去函黄兴建议取消同盟会。而孙中山告诫他的同志对政府不要再持对立与攻击的态度，他公开说：种族革命和政治革命已经成功，现在是开始作为社会革命一部分的实业建设的时候了，他与袁世凯讨论，希望在十年之内完成20万公里铁路的修筑；而黄兴于6月14日解卸南京留守机关的职务，告诫同仁“务望各勿猜嫌，同舟共济”，他也打算谨慎地将精力投入到农林与矿业。
1912年11月，康有为指示学生陈焕章在上海成立孔教会。在康看来，清廷倒台断绝了承袭儒家思想的权力平台，而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也责令各个学校不准读经，不得祭孔。康有为说，这样的情况导致四万万民众“彷徨无所适从”，国之精神不存，国家与民族将陷入迷茫。这时的中国仍然是一个对国体的安排犹犹豫豫的时期，袁世凯更倾向康有为关于日本模式而不是孙中山的欧美体制的意见，就像濮兰德在1912年12月观察到的：“这个政府将在很大程度上学习日本模式，建立君主立宪制。然而最重要的是，整个政府结构将建立在儒家体系的基础之上。”“这是康有为和‘戊戌六君子’努力想要实施的政策，也是当前梁启超领导下的立宪派的想法，他们是温和的改革者，以保皇会作为组织，人数在一天天扩大。袁世凯在今年秋天阐述了这样的想法，在多年的政治混乱甚至分裂之后，他坚信只有这样的政府模式才能在这个国家生存。”[2]
恢复旧秩序的气氛在溥仪的回忆录中有过记录：“民国二年的新年，气氛开始有了变化。”因为这年的阴历元旦，“民国要来人给皇上拜年。是他们那个大总统派来的。”[3] 这个时候的袁世凯已经取得孙中山的信任，孙在几个月前（1912年10月5日）的上海国民党欢迎会上还说：“余在京与袁总统时相晤谈，讨论国家大政策，颇入精微。故余信袁之为人，甚有肩膀，其头脑亦甚清楚，见天下事均能明澈，而思想亦很新。不过作事手腕，稍涉于旧；但办事本不能尽采新法。……欲治民国，非具新思想旧经验旧手段不可，而袁总统适足当之。故余之推荐项城（袁世凯——引者注），并不谬误。”[4] 无论如何，袁世凯在国会之前就已有自己的计划，他执意恢复一种他和不少旧官僚十分熟悉的秩序，他对革命后的局势的看法完全不同于革命党人和激进的青年人，他相信各省、地方对权力的要求会导致中央的危机和影响其存在的作用，这对于个人或帝国均无好处。
同盟会内部的主要成员中只有宋教仁在政治上对袁世凯极为警惕，他试图通过政党政治的路径组织责任内阁，以便限制袁的权力。8月25日，在宋教仁的主持下，同盟会与统一共和党、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以及共和实进会合并，成立国民党。尽管孙中山为国民党理事长，但党务的执行与管理则是宋教仁。辛亥革命刚一结束，由于政治见解的差异和复杂的人际关系，出现了不少政党组织，以统一党、民社为代表的几个小党派又联合组成了与国民党对立的共和党。以汤化龙为代表的立宪主义者在8月底也组建了民主党（拥梁启超为领袖），尽管共和党与民主党于1913年5月29日合并为进步党，但是，在之前1912年底的第一次国会选举上，国民党获票最多，成为国会的多数党。基于进步党信奉与政府合作的国权主义和国民党的民权主义的主张的不同，很自然地形成了拥袁和反袁的两党势力。
宋教仁关心的内阁制在1912年里就具有让人不安的戏剧性，南京临时政府的四个月，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为今后的政治体制制定了一个基本的框架。但是这个名为《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体制框架在以后的袁世凯政府时期没有被采纳。在袁世凯获得南京临时政府领导人信任之前，袁对于《临时约法》中的责任内阁制的规定没有发表公开的异议。但是, 一旦由唐绍仪组成的第一届内阁成为事实时，袁就开始以他习惯的方式调整权力结构，他与唐绍仪和其他同盟会经常发生冲突，焦点基本上是权力的界限与是否合法的问题。不久，当直隶省议会提请临时大总统袁世凯任命与同盟会较为接近的王芝详为直隶总督时，袁却在没有唐副署行政意见的情况下将王改派到南京去任职。唐虽然是袁的阵营中的一员，且受到袁的重视[5]，但是，作为一个曾经到美国留过学并在洋务学堂读过书的新式学生，唐绍仪清楚新近订立的政治规则是不应该随便对待的。何况，违反《临时约法》关于责任内阁制的规定既影响同盟会革命党人的政治目标的实现，也显然等于剥夺了唐本人的权力。自从3月13日唐绍仪出任首届内阁总理因受制于袁不讲内阁责任制的操控又于6月15日愤然辞职，蔡元培、王宠惠、宋教仁、王正廷也相继提出辞职，中经第二任总理陆征祥的平庸直至9月22日袁世凯下令免去陆任命赵秉钧代理国务总理，人们发现内阁制已经名存实亡，国务院的实权被操持于袁世凯之手——这就是为什么宋教仁将精力全部放在国会选举运动上、进而强烈主张内阁责任制的原因。宋教仁在他的《大政见》中对内阁制的意义给予了充分的说明：
责任内阁制之要义，即总统不负责任，而内阁代总统对于议会负责任是也。今吾国之现行制，责任内阁制也。然有责任内阁之名，而无责任内阁之实，故政治因之不举。吾党主张将来宪法上仍采用责任内阁制，并主张正式政府，由政党组织内阁，实行担负责任，凡总统命令不特须阁员副署，并须由内阁起草，使总统处于责任的地位，以保其安全焉。[6]
年底，宋的确取得了选举的胜利，国民党获得了众议院596票中的269票，参议院274票中的123票。这意味着国民党控制了选举总统和制定宪法的决定权。但宋已经感觉到新的危机，他警告人们：尽管选举运动顺利，但是袁世凯会设法破坏这个结果。事实上就是这样，袁担心下一轮总统选举自己会失去权力，便安排人于1913年3月20日暗杀了宋教仁。宋本人并不知晓暗杀的指令来自袁，他在临死之前甚至还请黄兴致电袁：“伏冀大总统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侦查获得的材料与证据表明了暗杀事件的幕后指使就是袁世凯，这成为之后爆发“二次革命”武装冲突的导火线。7月12日李烈钧在江西成立讨袁军总司令部之前，袁世凯还于4月26日在没有经过国会讨论通过的前提下与英、德、法、俄、日五国银行团签订了2500万英镑的借款合同。这种“蹂躏立法机关”（张继、王正廷）的行径引起国民党人普遍的愤怒。国民党内部的意见当然不统一，但考虑到武力解决成功的可能性以及反袁行动的合法性，通过法律方式解决问题的意见在党内占了上风。不过，当袁世凯在6月连续免除江西李烈钧、广东胡汉民、安徽柏文蔚三位国民党籍的都督职位后，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最终爆发。无论革命党人如何向世人揭示袁世凯在历史上对戊戌维新的失败要承担主要的责任和今天的独裁专制，“二次革命”的失败并没有赢得更多的同情，即便在辛亥革命爆发的湖北，国民党也被黎元洪查禁。[7] 人们刚刚从战乱中获得了喘息的机会，任何再次导致战争与混乱的举措都很难受到欢迎，此时人们普遍倾向于认可袁世凯代表中华民国的合法性，那些使用武力企图推翻袁世凯的革命党人被认为是争权夺利的“暴徒”或“乱党”。立宪派人士显然不支持采取暴力行动的“二次革命”，西方列强也将立场主要靠近袁世凯一边，伦敦《泰晤士报》（1913年7月29日）甚至认为“二次革命”是“疑忌和贪婪的政客制造出来的暴乱”，在上海，外国驻华公使团甚至将孙中山、黄兴驱除出租界。
注释：
[1] 本书转引自朱玉和、欧阳军喜、舒文著：《辛亥革命史》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42-443页。
[2] 转引自郑曦原编：《共和十年：<纽约时报>民初观察记：1911-1921》当代中国出版社2018年版，第71页。
[3] 爱新觉罗·溥仪:《我的前半生》群众出版社1980年版,第86页。
[4] 转引自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下册）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911页。
[5] 但这时,唐绍仪已加入了同盟会。
[6] 《宋教仁先生文集》，下册，第189页。本书转引自李云汉：《中国近代史》三民书局2018年版，第235页。
[7] 《时报》（1913年11月14日）报道：“国民党湖北支、分各部，奉大总统命令解散。⋯⋯所有牌匾及印章、党证、徽章等物，均予焚毁以绝根株。至党员名册薄则携至都督府，其房屋当即查封。”（《辛亥革命在湖北史料选辑》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711-712页）黎元洪在二次革命一开始与袁世凯保持一致，开始了对湖北各地国民党事务所的取消，省议会也展开了对国民党议员的驱逐。8月，袁世凯因“黎副总统对于南北乱事，策划战守，呕心沥血，煞费苦心”（《时报》1913年8月29日），还特地馈赠黎元洪“民国柱石”匾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