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3月24日，蒋介石的国民党代表人物张静江、邵元冲、蔡元培、蒋梦麟、马叙伦与白崇禧、潘宜之、黄郛、吴稚辉、李石曾在上海商量与共产党分离的党务事宜，这一天，由共产党控制的上海总工会准备实施收回租界的总罢工，这样的形势很容易导致上海发生类似南京那样的事件，上海的工商金融界无疑希望国民革命军能够消除这个城市和国家的不稳定因素，他们也了解到武汉政府里共产党人的意志显然与他们期望的不同[1]，这也是为什么上海的资本家要支持蒋介石的原因，实际上，共产党组织的工人队伍已经展开了夺取上海的群众集会、示威游行甚至武装行动；25日，在稳定秩序并安抚上海惶恐的外国人的同时，白崇禧下令调离与上海总工会关系密切的闸北驻军薛岳部，由刘峙部接防，而这一天，中共上海区委针对白的举措号召党员打开门户吸收党员，准备“公开取政”，“包办革命”[2]；26日，中共上海区委得知江西赣州总工会委员长被军队杀害，决定“要随时随地准备武装与右派军队发生总决斗”[3]。对立双方的策略随时都在根据情况做出调整，3月28日，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蔡元培在上海主持常务委员会，吴稚辉提出《纠察共产党谋反党国案》。4月2日，吴稚辉在又一次中央监察委员会全体会议上提醒：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都在图谋“策反”；之后蔡元培也公开了共产党在国民党进行党内破坏的证据，“清党”安排呼之欲出。期间，汪精卫于4月1日回到上海，此时，国民党党内不少人仍然寄希望于汪精卫来恢复党内团结，例如李宗仁认为“今日声望能力，可使本党恢复团结的，实舍汪莫属”。在上海的中央执监委数人还与汪精卫有过会议，希望汪留沪领导。4月3日，蒋介石与汪精卫谈判，蒋表示了希望汪负责“党务政治”[4]。双方商议之后同意通过暂时应急办法尽可能限制中共与国民党左派的激进行径，会后，汪找到陈独秀在4月5日的报纸上发表了一份政治含义不明确的联合宣言[5]，这个不期的结果使蒋介石放弃了与武汉国民党和中共协商解决问题的最后一丝念头——他的确早已准备好了，他命令军队于4月9日捣毁拥护武汉中央的江苏省党部和南京市党部，查封了接受武汉邓演达领导的上海总政治部；12日，蒋介石命令淞沪戒严司令部正副司令白崇禧和周凤岐对上海工人纠察队的武装实施缴械[6]；13日，白崇禧的军队已经在大街上公开枪击罢工罢市的上海工人和共产党人；14日，白崇禧受命封闭听从武汉政府的上海特别市临时政府，同一天晚上，李济深在广州安排军队包围和攻击广州工人代表会、香港罢工委员会、中华全国总工会、妇女解放协会、铜铁工会、海员工会等组织，死伤工人数百，逮捕上千人；15日，蒋介石发布《清党布告》，近二百共产党人被通缉，其中显然包括鲍罗廷和陈独秀；16日，蒋介石批复黄埔军校教育长方鼎英：“彻底清党，不可再允许共产分子在校，以维党国。”[7] 18日，南京政府成立，加上南京政府发布的各项声明、宣言以及通缉令，蒋介石为“清党”提供了国民党程序上的合法性。直至8月，国民党内部存在着南京与武汉各有一个国民政府和中央党部的“宁汉分裂”时期。
4月的武汉国民党政府处在由共产党主导的农工运动引发的各种麻烦中，4月10日，当汪精卫到达武汉时，他还保持着国民党左派的立场，对蒋介石的作为非常愤怒。同时，既然武汉政府的工人和农民两个部门由共产党人负责，他们就一定会执行3月3日斯大林富于破坏性的命令：动员群众、武装工农、与国民党右派作对，结果导致社会秩序紊乱，经济出现危机，列强干涉在即。即便如此，在鲍罗廷的鼓动下，武汉政府也要进行北伐（被称之为“二次北伐”），可是武汉政府因自身“俄国的”色彩没有赢得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冯玉祥，尤其是阎锡山的合作。直至6月1日，斯大林还在给中共发电报，命令中共组织工人武装力量，利用武汉政府的政治资源实施暴力革命，这样的命令让鲍罗廷和陈独秀非常难堪，很快，共产国际代表罗伊（M.N.Roy）的举动让汪精卫明白了自己已经成为共产国际在中国实施革命的傀儡，但汪仍然没有作声，他试图寻求在冯玉祥的帮助下与蒋介石和解。6月21日，认为“共产学说⋯⋯不适于我国国情”的冯玉祥与蒋介石（还有胡汉民、蔡元培、吴稚辉等人）在徐州会谈。冯的意见非常明确：送走鲍罗廷，南京与武汉“合二为一”。他回到驻地，告诉他的部下不要被共产国际所利用，并实施了“清党”。尽管没有使用武力，但是这次冯蒋会谈和之后的“清党”举措进一步强化了军队内部的反共情绪并让武汉政府感受到了巨大危机。在武汉，由中共实际领导的总工会仍然在行使权力，然而到了7月中旬，再次传来工人纠察队武力干涉外国工厂以致引起英国领事的抗议的消息恶化了国民党内部对共产党的反感。孙科愤怒地说：“工会这样妨害国民政府的策略，简直是不承认国民政府。”[8] 武汉政府陷于进一步的困境。
7月12日，根据共产国际的指令，中共中央进行改组：陈独秀停职，由张国焘、周恩来、李维汉、张太雷、李立三成立五人中央常务委员会。7月13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通过了根据联共（布）中央8日政治局会议精神起草的有关中国问题的决议草案，并将其发表在《真理报》上，同时，中共中央发表《对政局宣言》：人们知道了中共将退出国民政府，但同时也看到了共产党的后续安排：“共产党人必须留在国民党内，并在国民党的一切组织中和在它的群众中，为改变国民党的政策和改组其领导机关人员进行坚决的斗争。”同时，党开始准备地下组织。当次日汪精卫得知这一信息后，他明确了：“对于本党的C.P.同志，应有处置的方法，一党之内不能主义与主义冲突，政策与政策冲突。更不能有两个最高机关。”[9] 于是，在7月15日武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会的扩大会议上，汪精卫宣布了四十多天前共产国际罗易给他的斯大林密电——核心内容是实行农工政策与发动土地革命，指出中共试图将国民党变成共产党，因此要制裁一切“违反本党主义、政策之言论行动”，并获得了十二个中央执行委员中十人的同意——这次会议是为“分共”会议；7月16日，武汉国民党公布了限制共产分子的训令：
一、凡列名国民党之共产党员，在党政各机关任职者，应即日起声明脱离共产党，否则一律停职；二、共产党员在国民革命期间，不得有妨害国民革命之行动；三、国民党员不得加入他党，违者以反党论。[10]
7月18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散发《告全国劳苦青年群众书》，谓武汉国民党在屠杀民众，因而已经是青年的敌人；25日，汪精卫在政治委员会第四十次会议上反问：“我们几时杀过人？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凭空造谣？”在7月发表的《告中国共产党书》里，武汉国民党陈述了他们的理由：
我们明知共产党的方法不能适应于中国，共产党的同志决计不受本党的指导，我们为中国整个革命前途计，为全国的贫苦人民的利益计，对于共产同志不能不加以制裁。然而犹复承认共产党为革命的友党，不惜迭次训令保护其身体自由，以表示本党依然认共产党在革命上立于友党之地位。现在迭次发现共产党对于本党攻击的文件，捏造事实，倍肆诋毁，我们很诚恳的愿接受别党的批评，但不能忍受别党的污蔑。如果共产党尚承认中国国民党革命的必要，及尚承认共产党还须努力于革命，则共产党应即自憬，放弃其近日对于本党敌视的态度。否则，本党为革命利益计，不能不执行相当的纪律。[11]
7月26日，武汉开始从政府和党内清除共产党员，27日，鲍罗廷离开武汉回国。在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军事委员会发布训令在军队里查明共产党员劝导脱离共产党的同时，中共组织了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为旗号的“八一南昌起义”[12]，在发表的《中央委员宣言》里，“起义”者声称：“武汉与南京所谓党部政府，皆已成为新军阀之工具”[13]。针对这个剧烈的变化，8月8日，武汉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开会决议：“谭平山、林祖涵、吴玉章、高语罕等，均着即开除党籍，并褫夺现职，与张国焘等一并缉拿讯办。”开除党籍并褫夺现职的还有毛泽东、邓颖超、于树德等数人[14]。自此，武汉国民党与南京国民党的“清党”合流，共产党完全失去了合法性，所有工作全面转入地下。8月13日，在白崇禧的建议下，蒋介石发表了《辞职宣言》，19日，武汉政府发表《迁都南京宣言》；8月下旬，南京与武汉两派（也包括西山会议派）在九江开始商讨合作，这意味着“宁汉合流”。1928年2月2日，国民党在南京召开四中全会，决定：一，凡与联俄容共政策有关之决议案一律取消；二，凡因反共关系开除党籍者，一律无效。6月2日，蒋介石在冯玉祥和阎锡山的协助下将奉系军阀张作霖驱除出北京，后者于6月4日被日军炸死，他的儿子张学良于20日宣布站在蒋介石一边。
“清党”之后的7月14日，孙中山的夫人宋庆龄脱离了武汉政府，她同意中共的立场，认为蒋介石叛变了革命，她发表了《为抗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声明》并拒绝国民党政策的执行，她说：
孙中山的政策是明明白白的。如果党内领袖不能贯彻他的政策，他们便不再是孙中山的真实信徒；党也就不再是革命的党，而不过是这个或那个军阀的工具而已。党就不成为一种为中国人民谋未来幸福的生气勃勃的力量，而会变成一部机器、一种压迫人民的工具、一条利用现在的奴隶制度以自肥的寄生虫。[15]
可是，之后的7月18日，南京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宣布：18日起南京国民政府成立。
1929年的春天，是南京而不是武汉被认定为国民政府的唯一所在地。
注释：
[1] 当时在上海的一份报纸《密勒氏评论报》的主持人鲍威尔记录说：部分上海资本家曾派出代表前往汉口了解武汉政府的倾向，并去江西和湖南查看形势。“结果这些代表全被共产党捉住，捆绑起来在乡下游街示众。而且在他们的衬衣上，写下’帝国主义走狗’等字。当这些代表狼狈地逃回上海，向金融界和工商界报告汉口和它附近地区的恐怖情形时，上海的金融界和工商界立刻决定采取步骤，防范共产党到上海来。”（约翰本杰明鲍威尔（John B.Powell）：《在中国二十五年——上海<密勒氏评论报>主持人鲍威尔回忆录》黄山书社2008年版，第135页）
[2] 《中共上海区委召开扩大活动分子会议记录》（1927年3月25日），本书转引自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169页。
[3] 《中共上海区委召开扩大活动分子会议记录》（1927年3月26日下午六时），本书转引自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169页。
[4] 《蒋总司令通电声明专心军旅》，1927年4月4日《国民日报》上海版。
[5] 《汪陈联合宣言——国共合作到底》，1927年4月6日《晨报》。
[6] 当局事先就了解中共在武装和培训上海工人，对中共的军事安排有应对准备。考虑到总工会将于12日举行的“欢迎汪主席复职大会”上有可能率领民众再次冲进租界引发第二次南京事件，进而导致外国的抗议和出兵，蒋介石希望能够在大会之前控制局面。事实上，实施清缴没收了隐藏的武器共有7000-8000件，这显然是总工会为武装起义而准备的。
[7] 《方鼎英致蒋校长电及蒋中正批示》（1927年4月16日），本书转引自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243页。
[8] 本书转引自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222页。
[9] 本书转引自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224-225页。
[10] 转引自金冲及：《二十世纪中国史纲》第一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270页。
[11]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中国共产党》（1927年7月），本书转引自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227页。
[12] 之后，中共将该次起义日确定为中共军队的建军日。
[13] 本书转引自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228页。
[14]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四十四词会议速记录》（1927年8月8日），本书转引自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228页。
[15] 《宋庆龄选集》（上册）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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