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意识形态与马克思主义
『意识形态』的产生早于马克思于19世纪40年代的使用，即18世纪90年代的法国大革命时期。最初使用ideologie这个词的特拉西（Antoine Destutt de Tracy）的目的，是为了将『哲学』和『神学』区分开来，尽管拿破仑所轻蔑地说，这个词不过是『一个晦涩的隐喻』——或表述为『模糊不清的形而上学』。【1】
如果了解意识形态的起源会清楚，与思想有明显区别的是，意识形态基于组织与共同目标，当大学、法律界以及社会组织（即便一开始带有明显的宗教内涵）借助于出版与更多媒体扩大自己的思想体系的影响力并产生实际指导性作用时，我们就不会将其宣教的口号和观念限于思想，而会视为意识形态，这时，意识形态意味着一种集合体的表述：思想、共同意志以及保证其推广的权力与维护其权威性、反对共同敌人的党派组织。【2】 事实上，从那些通过宗教改革追述意识形态起源的学者的研究成果上看，『意识形态』比较『思想』一词来说，具有更深奥的神秘性。【3】 只是到了宗教改革的后期，尤其是现代党派的出现，作为观念存在的意识形态的宗教色彩已经大大减弱，政治化倾向越发显而易见。这个提醒无异于说，意识形态的演变及其内涵是历史性的，对特定历史时期的意识形态问题，我们只有通过特定时期的语境来认识和分析意识形态的问题。
导致意识形态最终产生的法国启蒙运动针对的问题是教会与君主政体相结合的政体，启蒙主义者要打破的是天赋观念——实际上是宗教神学观念——的幻象，所以，特拉西于1815年完成的《意识形态原理》所强调的观念学（idea-logy）是以身体感觉为基础。同时，基于意识形态对现实问题的判断习惯，它总是表现出一种对现实问题不是否定就是肯定的特点。
可以肯定的是，现代社会的历史转变往往表现为政治或者社会共同体（通常以党派组织表现出来）以意识形态作为突破口，就像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报纸与杂志当然是意识形态的出口，而大学显然是意识形态产生现实政治作用的前沿阵地，耗时十年、从学校发端，直至党政机关以致最后波及整个社会的文化大革命可以被称之为典型的『意识形态运动』。无论如何，苏联与中共的政治历史与曼海姆的一个判断吻合：
根据任何时代的所有政党的思想都具有某种意识形态特征这一观点，要避免对意识形态的总体概念进行普遍阐述几乎是不可能的。不随历史的改变而改变的单纯孤立的思想立场是不存在的，马克思主义也不例外……【4】
意识形态的确与思想关系密切，但是，意识形态始终都是针对现实问题而发生的，意识形态不会去预言和展望，意识形态会非常自动地筛选复杂的社会现实，这不仅意味着意识形态要解决眼前的问题，而且还表明完全可能扭曲社会现实。我们也可以认为：意识形态最初产生于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或者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对问题给予的经验主义思考中。可以简单地说，一种意识形态的霸权之所以失败是因为这个意识形态的鼓吹者在思想上受到培根所说的某种幻象（idol）制约的结果——培根显然强调了充分观察和经验的重要性，这也使我们联想到意识形态的政治实践具有不可靠性的特征，进而意识形态一旦与极权主义结合，就根本不容许与不同于自己的思想和观念进行讨论，在20世纪，意识形态斗争的不宽容或绝对主义的特征随时可见，意识形态指导下的政治甚至直接导致冲突、暴力或战争。
基于意识形态总是处在对现实和理想之间的具体判断，而现实与理想总是需要具体的思想策略，这就使得哲学家思想家们将意识形态置于政治实践这个社会的前沿，就像马克思那样，将哲学转向便于工人运动实践的思想。马克思的意识形态基础与英国的经验主义传统不同，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将自己的理论推演设定的共产主义社会【5】（仍然是一种本质论的真理表述）作为前提，这样，在面对现实社会的问题时，意识形态判断一开始就有可能忽略或偏离客观事实，可以说，这种实为目的论的意识形态就是导致苏俄和中国50-70年代社会灾难的原因。
马克思一开始的敏感性表现在他把意识形态视为一种唯心主义的观念形态，他将意识形态与社会现实问题联系起来建立自己的理论，表明了他试图尽可能让自己的观念能够摆脱唯心主义的特征，而趋向于客观性甚至真理性。既然他认识到是『人创造了宗教，宗教没有创造人』，也就将虚妄的理念转变为由实践获得的哲学观念。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强调的『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就是这样的观念转变的思想结果。问题的关键是如何来判断『物质实践』的真实逻辑？即判断社会的运行结构（不仅仅是生产方式，还包括文化与思想在社会生活中的复杂性），仅仅强调了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并不意味着社会的运行的真实状况。当一种思想或者理论开始指导物质实践活动的时候，这种思想就会因为思想者的意识和相应立场的判断而事实上成为一种有政治企图的意识形态。
马克思在分析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的时候，注意到了公共利益很容易成为国家利益的代名词，而公共利益往往会采取『一种虚幻的共同体的形式』，正是在这种理解的笼罩下，产生了不同利益代表之间的冲突这样一个判断，最明确的表述就是『阶级斗争』。这样，思想的作用在于对阶级斗争形势的判断，进而成为表述一个特定阶级思想特征的体系和词汇，意识形态就这样不知不觉地以思想的形态体现出来。马克思一开始就将资本主义作为批判的对象，他的理论最终很容易地将『意识形态』这个词汇用于这样的分析对象，并指出其根本作用是掩盖『剥削』这个基本事实。马克思将自由交换、并以契约形式完成的交易所导致的产权关系的合法性，理解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表述，这样的合法性不过是对生产关系中的不平等或者剥削的一种冠冕堂皇的制度性掩盖，这种分析所使用的『意识形态』显然是负面的含义。
马克思有一句话是官方经常引用的：『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个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尽管这句话过分概括和简单，例如，在1978年之前，中共一直希望让『人民群众』知道，既然共产党是工人阶级——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的思想就是符合工人阶级利益的思想，因此，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工人阶级的代表层——的思想应该在这个国家占有统治地位，并且是唯一合法的思想，而中共在政治实践上究竟如何产生了符合工人阶级利益的思想，或者进一步追问工人阶级利益在一个特定阶段究竟是什么时，就会出现政治问题。当然，实际情况是，社会各阶层因为各自的地位和利益导致的『思想觉悟』，不可能完全遵循这个统治思想的原则。进一步说，这个原则的实际执行情况仍然是复杂的，例如大量知识分子中间存在着资产阶级或者小资产阶级的思想，结果，与这样的思想的斗争成为共产党的重要政治任务之一，各个时期的政治运动，就是要解决统治阶级——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共产党——的思想控制政治生活的所有领域这个问题。需要清楚的是，作为一党统治的国家的执政党（中国各个民主党派都接受着共产党的领导，其中的负责人和有特殊角色的成员实际上也是中共指派的），统治阶级的思想在出版和宣传方面的合法性的唯一性的确一直牢牢地控制着这个国家的思想的生产和分配。就中国的实际情况看，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理论学说，被转变为一种必须保持其具有强制性作用的意识形态，如果统治阶级存在——以党组织的形态——的地位没有受到动摇和影响，这样的意识形态就很自然地成为统治阶级维持统治的可以自由发挥与修饰的思想工具。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中，马克思曾提出了解决社会发展的两个路径：自然科学与意识形态。
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
这里，马克思没有将意识形态与思想和文化的性质区分开来。也就是说，改造社会的所有思想都是意识形态的，这为之后共产党将自己的政治思想作为意识形态工具的合法性提供了理解上的通道——统治阶级用于统治和改造社会的所有思想，都是意识形态的。
微妙的是，马克思没有对艺术与文学使用意识形态，他在《剩余价值论》中还将『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组成部分』同『一定社会形态下自由的精神生产』进行了区分。【6】 在中国，文艺理论领域的意识形态真空被之后毛泽东在他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给弥补了。
尽管意识形态是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中的一个重要的词汇，但是，他的写作并没有将意识形态的含义边界界定清楚，当他用自己的意识形态话语去批判对象时，意识形态是一个中性的词汇；有时，这个词的性质又是贬义的，即他讨论或批判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的时候。而往往在这个时候，马克思又尽可能让自己的学说和思想避免具有意识形态的性质。不过，被称之为修正主义的伯恩斯坦（Edward Bernstein）在他的理论中直接将马克思主义表述为意识形态，他甚至干脆把社会主义政治纲领定性为『好的意识形态』。匈牙利共产党领导人卢卡奇（Gorg Lukacs）甚至认为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就是意识形态。
作为一种理论，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主要通过苏俄革命——被系统化为一种推动工人群众运动的学说，被作为一种指导政治和革命实践的理论，结果，马克思主义理论被更加意识形态化。在理论方面，马克思讨论了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关系，由于对经济基础重要性的强调，在恩格斯的理论进一步推演下，马克思主义理论逐渐演变为一种被认为是辩证的经济决定论：即尽管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是对于无产阶级力量来说，上层建筑的力量并不简单受制于经济基础，观念的意识形态化可以影响社会结构的变革。这样的理解，导致了列宁干脆将意识形态的模糊甚至贬义的性质调整为一种绝对观念，即直接突出了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观。不仅如此，列宁甚至将意识形态更加具体具有阶级化的性质，在《怎么办？》（What is to be done?）中他这样说：
那么问题只能是这样：或者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或者是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这里中间的东西是没有的（因为人类没有创造过任何『第三种』意识形态，而且一般说来，在为阶级矛盾所分裂的社会中，任何时候也不能有非阶级的或者超阶级的意识形态）。因此，对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任何轻视和任何脱离，都意味着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加强。【7】
在强调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性时，列宁认为工人阶级必须接受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才能够取得政治上的胜利，以避免落入工联主义，而实质是落入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或继续受到资产阶级思想的奴役。这样的理论很自然地带出了『先锋队』——党及其领导成员——的概念，即组建政党的职业革命家，他们才是真正的领导者，因为他们才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真正创造者和灌输者，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应该成为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武器。
掌控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当然不是普通工人，统治阶层的领导者如果将一种观念转化为意识形态的话，往往会通过他的宣传机构和学术机构来从事这样的事业。在这样的过程中，当然不排除那些内心清楚资产阶级的『自由』和『民主』含义的知识分子也因为其在体制中的身份而成为将统治阶级的思想转变为意识形态的主要执行力量。
文学艺术领域经常涉及到『创作自由』这样的表述，按照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不是『自由』本身错了，而是资产阶级通过自己关于自由的意识形态遮蔽了真实的存在——对工人的剥削。例如像阿杜尔塞（Louis Althuser）表述的那样：
在自由这一意识形态中，资产阶级以一种直接的方式实现它与其存在条件的关系：也就是说，它的真实关系（自由资本主义经济的法则），与一种虚构的关系（所有的人都是自由的，包括工人）结合在一起。它的意识形态就是由这种关于自由的文字游戏构成，这种自由暴露了资产阶级试图迷惑它的剥削（自由！）对象的愿望，以自由为枷锁使他们处于奴役之中，这是资产阶级实现其阶级统治权的需要，这就是被剥削者的自由。【8】
这样的分析逻辑，也意味着告诫文学家和艺术家，不存在抽象的创作自由，即必须在资产阶级的自由和无产阶级的自由之间做出选择。毛泽东在他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进一步通过对『爱』的分析回答了这类问题：没有抽象的人性与爱，除非某个人性与爱属于某个阶级。
不过，微妙的是，马克思在早期主张社会主义的时候，对自由主义的看法具有灵活性，他认为资产阶级处于革命时期的自由主义主张是正确的，因为那是针对腐朽的专制主义和封建主义，而当资产阶级处于反动的阶段时，所主张的自由主义就是有害的。所以，在马克思看来，所谓『真正的社会主义者』（1840年代仅仅限于社会主义概念的德国黑格尔学派成员）对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全面排斥是错误的。我们很难准确想象马克思写作《德法年鉴》所处的那个时期的具体语境，因此，我们该如何来定义彼时的『自由主义』？这里涉及到政治判断与社会实践的层面，就像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对法国革命和英国工人阶级地位的研究来表达自己的思想观点那样，这意味着马克思的理论非常容易被具体的政治家和政治组织所利用，马克思主义与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的人、政党之间存在着非形而上学的关系。马克思的理论主张推动无产阶级的解放，可是在中国的无产阶级与欧洲或者德国和法国的无产阶级在规模、性质以及文化特征上存在着异常的不同，彼时的『国际无产阶级』更多的是政治操作者的一个渴望强化政治势力的动员口号，中共早期领导的主要力量是农村里广大的农民而不是城市里不多的工人。
关于『意识形态』的负面性质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有关意识形态终结的看法中更加明显，这也许出于纳粹主义的倒台和对苏俄乌托邦的幻灭——不少人更愿意将意识形态与极权主义联系起来观察，这是因为意识形态在权力甚至国家机器的推动下很容易让人们将其与极端主义联系起来。【9】 阿隆（Raymond Aron）在1955年出版的《知识分子的鸦片》(Opium of the Intellectuals）中就涉及到了这个问题，他干脆用『意识形态的终结？』(End of Ideology）作为结论的标题，不过，他还是不确定意识形态是否真正终结，所以他的标题使用了问号。李普塞特（Lipset）以工业革命的发展和成熟为依据，以表明意识形态已经走向终结，也是基于之前与欧洲和苏俄极端现实的比较而做出的判断（《政治人》Political Man），他也明确地使用了『意识形态的终结』这个词组，1960年，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干脆将这个词组用作他的书名。当然，只有在阿伦特（Hannah Arendt）的著作《极权主义的起源》(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才把意识形态与极权主义直接联系起来。东欧事变似乎支持了这样的逻辑：1989年，福山（F.Fukayama）通过他的《历史的终结》（The End of History?）一文表达了他对意识形态终结的看法：既然冷战已经结束，经济和政治上的自由主义取得了显而易见的胜利，那么，意识形态本身也走到了它的终点。【10】 福山的逻辑显然将意识形态的终结视之为西方的自由民主对极权主义的最后一击。
意识形态的负面或者说狭隘的特征逐渐明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资本主义的发展并没有按照马克思预言的那样走向衰落，相反，在二战之后，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经济增长甚至繁荣的局面。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虽然指出了空想社会主义的幼稚，但是马克思的这个理论也完全没有获得无可争议的证实。
概括地讲，基于一种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通过『科学的社会主义』与『空想的社会主义』的区别廓清并建立了一种可以指导政治实践——无论是欧洲的工人运动还是东方的农民运动——的话语系统，到了19世纪后期以及20世纪初期成为具有支配地位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很快，列宁的第三国际接续了马克思的无产阶级理论，进一步强调了阶级斗争和暴力夺取政权的意识形态。尽管有不同类别的社会主义理论，正是20世纪初期中国的政治现实以及第三国际因发展自己的势力而向东方的夸张，导致了列宁主义——接着是斯大林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对中国革命的直接和重要的影响。在以后的中国革命中，尤其是中共正是在这样的意识形态条件下执行并强化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毛泽东在1927年针对中共领导的农民运动被指责『过火』时就这样说到：『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 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11】 以后的苏东事变非常清楚地证实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一旦被政治组织和政党用作意识形态工具，其理论的简化和失去批判性论证以及表现为价值观的偏见不仅是明显的，而且最终成为政治目的的工具，直至政治实践的失败。
归纳地讲，马克思的经济学理论缺乏对市场竞争、供求关系以及资本家对市场的积极应对的充分描述而表现出一种过分静态的分析，同时，计划经济的设计忽略了资源的有效配置以及对复杂的产权关系的否定，完全忽略了差异与稀有性的客观存在；阶级斗争的理论只有在社会阶层非常单一的情况下才显得有表述上的合理性；被认为具有广泛意义的无产阶级专政基于制度结构上的封闭性而导致实际上的政党集团的极权甚至个人的独裁；对宗教作用的否定，构成了思想自由和信仰自由的控制。这些思想和理论上的特征与功能直接影响了1949年之后的中国社会与政治现实。
注释：
【1】从词源上看，『意识形态』是希腊语中『理念』(eidos)和『逻各斯』(logos)的组合。也许特拉西对这个词的使用的确有些『含糊其辞』，但是，拿破仑还是多少感觉到了这个词的形而上学、甚至『模糊不清』的特征。尽管如此，对『意识形态』这个词的使用不仅普遍，也的确让不同的历史学家、思想家、社会研究者以及政治家对其始终没有放弃并让其产生影响政治活动（运动）、社会变革和历史进程的作用。
【2】有趣的是，意识形态最初发源于个人对权威的反抗。不过，这已经不是本书要讨论的课题。
【3】参见【英】唐纳德克雷：《意识形态的起源：16世纪法国的意识与社会》浙江大学出版社2023年5月版（The Beginning of Ideology Consciousness and Society in the French Reforma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该书着重讨论在宗教改革时期如何衍生出崭新的意识形态观念，并对社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力。
【4】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p.69
【5】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在其政治理念中，始终坚持将马克思提出的『共产主义』社会作为终极目标，而社会主义不过是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阶段。但是在1966年的『文革』之后，涉及『共产主义』一词的宣传减少，1978年之后，基于经济的落后和改革的纲领，中共提出了『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这样的概念。
【6】见马克思：《剩余价值论》卷1，莫斯科1963年版，第285页。
【7】V. Lenin, Selected works, Foreign Languages Publishing House, Moscow,1963, Vol.1, pp.156f.
【8】 L. Althuser, For Marx, Allen Lane, London, 1969, pp.234f.
【9】例如萨托利(G.Sartori)有这样的表述：『意识形态就是畸形强制信仰系统的极端代表。也可以这么说，意识形态是精英们操纵的一种关键性的杠杆，用以实现政治动员和最大可能的对群众的控制。』（Politics Ideology and Belief System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63, 1969, p.411）
【10】参见F. Fukayama,「The End of History?」, The National Interest , vol.16, Summer,1989
【11】有意思的是，最早（1794-1797）提出共产主义政治信念的巴贝夫（G.Babeuf）的信奉者就组织过密谋革命暴动的团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