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中国化
由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是希望争取无产阶级获得解放，因此，这个理论被引进中国之后也同样是一种被认为服务于大众——大多数人——解放的思想，『社会主义』这个词里所多少隐指的『集体』、『共同体』甚至『契约』的道德主义含义被不同时期和不同角度所利用，同时，基于『社会主义』一词的产生与法国大革命有关，它又有一种令人感到逼迫和必须面对的性质——通过暴力革命来实现政治目标。所以，在中国，意识形态并不是一个让人感到轻松的词汇，这个词汇总是令人紧张不安、难以把握。不同时期，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运用与修改显然是不同的。
40年代初，中国处在日本入侵的艰难岁月，但是，基于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对日军的抵抗所创造的相对宽松的条件，在延安的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完成了一次党内意识形态政治斗争的胜利，他在延安发动的整风运动不仅打败了党内被表述为『左倾』的异己力量——王明为代表的共产国际派——获得党内政治和军事的绝对领导权，同时，毛泽东还有效地将共产国际的意识形态背景——斯大林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转换为毛泽东思想的马克思主义，【1】『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此开始被中共的宣传与意识形态机构所确立。尽管30年代的『左翼文化』已经开始受到马克思主义的明显影响，左翼团体已经存在中共的『组织化』渗透，例如1929年中共中央宣传部成立了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很快中共地下组织也参与了『左联』与各个文化团体的相继成立，甚至推动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与斯大林著作的大量出版，但是，只有在与王明的等人的政治博弈中，毛泽东在一部分中共领导人——例如刘少奇、周恩来——的支持下建立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即毛泽东思想之后，一种属于中共的意识形态才彻底地建立起来并成为在不同历史时期不断给予解释的政治思想。在开始于1941年的延安整风运动中，毛泽东在他的《改造我们的学习》的讲演中希望全党全军能够认真地学习斯大林『肃反』时期出版的《联共（布）党史》而不是其他马克思、恩格斯的原典，因为“《联共党史》是百年来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最高综合和总结，是理论和实际结合的典型，在全世界还只有这个完全的典型”， 毛泽东真正想说的是，“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年，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结合的二十年。”正是由于这样的结合，“使中国革命为之一新”。有基本理论常识的人都能够看出，毛泽东这个举措的目的是想让他所解释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完全合法，一旦达到目的不需要时，就会产生新的不同解释。【2】毛泽东针对国际派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熟悉做了这样的评价：
许多同志的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似乎并不是为了革命实践的需要，而是为了单纯的学习。所以虽然读了，但是消化不了。只会片面地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个别词句，而不会运用他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具体地研究中国的现状和中国的历史，具体地分析中国革命问题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3】
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开场就说过：“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年，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结合的二十年。”正是由于这样的结合，“使中国革命为之一新”。【4】 在这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成为问题特殊性与改造马克思主义原典理论的理由，正是在针对中国革命问题的特殊性的解释中，毛泽东不仅掌握了中共的核心领导权，也在理论上游离了来自斯大林主义的马克思主义。【5】 毛泽东的最终目的是：在政治和组织上清除王明国际派之后，必须从意识形态上彻底消除被国际派经常引用的马克思主义原典的影响，用一整套全新的文辞解释——不妨表述为“再造”——马克思主义，以形成一个被认为是符合中国革命实际的新理论，并用这样一个新理论去填充国际派落荒之后留下的真空。毛泽东相信，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巩固他在全党、全军以及整个解放区的领导地位。所以，整风运动可以被看成是毛泽东第一次有计划有策略地建立意识形态基础和体系的举动，在以后的历史中，毛泽东沿用延安整风运动的方法进行了每一次政治与文化领域里的意识形态斗争，直至60年代爆发的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在整风运动中的重要文件除了《改造我们的学习》外，主要还有《整顿党风、学风、文风》（《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整风运动不仅清除了作为共产国际派的异己（如王明）【6】或者解除了他们的部分权力（如张闻天）——尽管这两位中共高级领导人也做出了自我检讨和自我批评的文字材料【7】，在整个知识界产生了政治威慑作用，还实际导致了不少从国统区来的人难以接受整风运动而精神失常或因为提出不同意见而受到处决（如王实味）。但是，正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的文艺思想与标准对延安，以后对全国的文学艺术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可以想象，在1949年之后，党通过在各类文化艺术机构中建立党组织，要求并促进党员艺术家和非党员艺术家按照毛泽东的『延座讲话』的思想去从事创作。因此，正是党的执政取得合法性，并对国家机器、军队的领导控制，在各级党组织的贯彻下，讨论文艺工作的《延座讲话》在中国大陆直至1978年事实上成为最为有效的意识形态武器。在《延座讲话》里，毛泽东关于文艺是革命机器的组成部分，文艺为工人、农民以及士兵服务、文艺服从于政治以及明确文艺的阶级性论述是『文艺工作者』从事文艺工作要掌握的基本观点和原则。尽管延安几乎没有任何产业，但是，依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概念，毛泽东还是把什么是为之服务的“人民大众”作了这样的顺序安排：
所以我们的文艺，第一是为工人的，这是领导革命的阶级。第二是为农民的，他们是革命中最广大最坚决的同盟军。第三是为武装起来了的工人农民即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武装队伍的，这是革命战争的主力。第四是为城市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和知识分子的，他们也是革命的同盟者，他们是能够长期地和我们合作的。这四种人，就是中华民族的最大部分，就是最广大的人民大众。
针对人性的复杂性是文艺创作中经常遭遇的问题时，毛泽东提醒说：
在阶级社会里，也只有阶级的爱，但是这些同志却要追求什么超阶级的爱，抽象的爱，以及抽象的自由、抽象的真理、抽象的人性等等。这是表明这些同志是受了资产阶级的很深的影响。应该很彻底地清算这种影响，很虚心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文艺工作者应该学习文艺创作，这是对的，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一切革命者都应该学习的科学，文艺工作者不能是例外。
尤其是在1949年之后，毛泽东如下表述构成了对文艺工作者进行思想框定的依据：
但是任何阶级社会中的任何阶级，总是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以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的。资产阶级对于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作品，不管其艺术成就怎样高，总是排斥的。无产阶级对于过去时代的文学艺术作品，也必须首先检查它们对待人民的态度如何，在历史上有无进步意义，而分别采取不同态度。有些政治上根本反动的东西，也可能有某种艺术性。内容愈反动的作品而又愈带艺术性，就愈能毒害人民，就愈应该排斥。处于没落时期的一切剥削阶级的文艺的共同特点，就是其反动的政治内容和其艺术的形式之间所存在的矛盾。我们的要求则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缺乏艺术性的艺术品，无论政治上怎样进步，也是没有力量的。因此，我们既反对政治观点错误的艺术品，也反对只有正确的政治观点而没有艺术力量的所谓“标语口号式”的倾向。我们应该进行文艺问题上的两条战线斗争。
在文艺的批判性功能方面，毛泽东也做了规定：他不同意对延安地区的问题或者『黑暗』给予暴露，毛泽东的意思是，“暴露”与“批判”应该是有选择性的，必须基于一个正确的阶级立场——实际上是政党政治的立场：“鲁迅处在黑暗势力统治下面，没有言论自由，所以用冷嘲热讽的杂文形式作战，鲁迅是完全正确的”；“但在给革命文艺家以充分民主自由，仅仅不给反革命分子以民主自由的陕甘宁边区和敌后的各抗日根据地，杂文形式就不应该简单地和鲁迅的一样”。毛泽东要文艺工作者去歌颂『无产阶级，共产党，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他将暴露共产党统治地区的『黑暗』的人，视为『革命队伍中的蠹虫』。毛泽东在他的《讲话》里非常明确地向大家提醒了列宁的思想：
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为艺术的艺术，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并行或互相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是无产阶级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如同列宁所说，是整个革命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8】
文艺工作者当然不能够拒绝毛泽东制定的意识形态规则，他对那些还抱有自由写作和创作幻想的人说：
我们的工作，就是要向他们大喝一声，说：“同志”们，你们那一套是不行的，无产阶级是不能迁就你们的，依了你们，实际上就是依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就有亡党亡国的危险。只能依谁呢？只能依照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面貌改造党，改造世界。
基于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是必须给予消灭的，坚持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立场的文艺工作者的命运同样如此，毛泽东就是要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改造为无产阶级知识分子——事实上是听命于党的意志的知识分子，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共中央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在这个会上，新通过的党章明确将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党一切工作的指针。所以，1949年之后，在整个中国大陆范围内，没有任何文学艺术家和知识分子敢于在学术上与毛泽东《延座讲话》商榷，更不用说反驳毛泽东思想。
注释：
【1】最早让西方国家了解中共的埃德加·斯诺对1937年之前的中共延安有这样的基本判断：
最后，当然，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思想、策略路线、理论领导都是在共产国际的密切指导下，如果说不是积极具体指挥之下，而共产国际在过去10年中实际上已经成了俄国共产党的一个分局。说到最后，这意味着，不论是好是坏，中国共产党像每一个其他国家的共产党一样，他们的政策必须符合，而且往往是必须从属于斯大林独裁统治下苏俄的广泛战略需要。
这一些至少是够明显的了。由于分享俄国革命的集体经验，由于共产国际的领导，中共无疑地得到了很大好处。但同样确实的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其生长发育的痛苦过程中遭到严重的挫折，也可以归因于共产国际。（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5年版，608页）
【2】实际上，到了1942年底和1943年初，毛泽东对苏联记者说：“联共（布）的经验对中国共产党时不适用的，有害的。” 弗拉基米洛夫：《延安日记》东方出版社2003年版，第102页。
【3】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2月版，第817页。
【4】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2月版，第815—816页。
【5】30年代，与毛泽东共事的那些党内大多数政治精英曾在莫斯科接受过教育，这给予了毛泽东无形压力，即：如何熟悉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并将其系统词汇融入对中国革命的解释中，同时，针对党内的思想和文化方面的权威和精英可能提出的深奥问题需要有一个理论准备，以便随时可以在哲学理论上而不仅仅是军事策略方面给予反驳和指导。在1936年到1937年期间，毛泽东阅读了大量翻译成汉语的前苏联哲学文本，《实践论》和《矛盾论》被认为是在这样的阅读之后写成的。很快，他也开始讲授辩证法的思想。1938年，苏联处在“肃反”风暴之中，王明的重要后台米夫被枪决，这使王明在党内失去影响力，以至在1938年10月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讲台上，毛泽东可以用自己的话语对共产国际派进行反击：
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待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
从策略上讲，毛泽东一开始没有简单地利用中国经验去对抗国际派的马克思主义。1939年起，他开始利用斯大林化的马克思主义范本《联共（布）党史》来推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这本在斯大林“肃反”时期出版的著作构成了延安整风运动后期中国共产党历史结论《关于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样板。
【6】整风运动的主要目标是彻底打垮以王明为代表的“国际派”，并树立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及毛泽东思想的权威。正如毛泽东在整风运动期间反复对党内同志所说的那样：
我和王明之间的斗争，不是个人之争，而是原则之争。王明是俄国马克思主义在中共党内的主要代表，而我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因此，我们之间的斗争是两种意识形态、两种理论、两条路线和中国革命的两种方法之间的斗争。不同王明作斗争，就不能结束俄国马克思主义在我党的领导地位；不结束俄国马克思主义在中共党内的统治，就不能确立中国马克思主义在中共党内的领导地位。（转引自王明：《中共50年》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127-128页。）
【7】王明通过夫人代笔写了检讨书：『“我愿意做一个毛主席的小学生，重新学起，改造自己的思想意识，纠正自己的教条宗派主义错误，克服自己的弱点。”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 1 994 年版，第 298 页）
【8】列宁在他的《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里的原文是：
打倒非党的文学家！打倒超人的文学家！文学事业应当成为无产阶级总的事业的一部分，成为一个统一的、伟大的、由整个工人阶级全体觉悟的先锋队所开动的社会民主主义的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转引自北京师范大学文艺理论组编：《文艺理论学习参考资料》（内部发行）高等教育出版社1956年版，第13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