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 30年的意识形态批判
1949年3月3日，在北平的徐悲鸿、李桦、叶浅予、蔡若虹等人参加了由中共领导的华北人民政府召开的文艺界人士座谈会。周扬在会上非常清楚地告诫文艺工作者要按照毛泽东的文艺思想进行创作，核心问题是要为工农兵服务，工农兵是文艺创作中的主人翁。文学艺术家“必须通晓共产党与人民政府的各种政策”。【1】 最为重要的是，新政权的文艺组织在人选、章程以及程序上必须经过中共中央的批示和指导，这意味着文学艺术家应该成为中共领导下的一员——尽管他不一定是中共党员，中共通过具体的组织开始管控全国的文学艺术家。会议要求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作为全国文艺工作者的指导方针。延安的艺术干部江丰在大会中介绍延安艺术在《延座讲话》之后『解放区的美术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很容易让人理解——他的延安政治经历与他对延安艺术的推崇是中共接管政权之后的应有举措，不过，生活在国统区的叶浅予在这时已经可以说出对『形式主义的清算』这类观点，表明这位艺术家之前就接受了《延座讲话》的强烈影响，他甚至说：“当美术工作者在探求现实主义的道路，进行旧国画的改造，而旧的花鸟山水，裸体女人苹果，由于博得官僚、买办、暴发户的欢喜下，大为抬头，展览会场变成拍卖场，反动派也正好藉此以粉饰太平。” 【2】叶浅予分析到出现这样的状况是因为国统区的艺术家缺乏“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理论的指导。【3】
1949年7月2日至19日，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于第一次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文代会）在北京召开的同时成立。从事山水、花鸟传统题材的画家被认为没有资格参加『文代会』，他们的绘画与思想不符合延安文艺标准，正急切需要通过学习《延座讲话》进行改造。【4】 曾经在国统区坚持传统中国画、对西画不以为然的国画家傅抱石对自己没有进入全国『文代会』感到紧张与恐惧：“由于不关心人民解放的革命事业，自然对革命要进行到底的伟大政策不会有正确的认识，思想上曾引起过各种各样的‘幻想’，等到一届文代会的报导公布了，我开始惊醒了：为何没有我！” 【5】几年后，中共江苏省委统战部在给傅抱石作政治鉴定时解释了画家当初『为何没有我』的原因：“解放初期，以未能担任全国文代会议代表而不满，认为是领导上不重视国画，不重视中国民族遗产，直至斯大林同志七旬寿辰傅之作品被寄往苏联祝寿，又被邀出席南京文艺界所开会议，认为这是人民政府对他的信任，态度渐有转变……” 【6】几年后，傅抱石号召画家们要『政治怪帅』。
1953年，由国家提供经费的美术家协会宣布成立，协会章程的“总则”规定协会的任务是组织美术家“创造具有高度思想性和艺术性的作品，以鼓舞人民的劳动和战斗热情”。其中，章程规定了协会将“组织美术家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艺术理论，学习党和政府的政策，研究社会生活，并采取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不断改造和提高美术家的思想”。章程表明，从一开始，『新中国』的艺术就必须在党的领导下进行。【7】 在此之前，艺术家们如果愿意，可以自由设立自己的团体和组织，包括具有全国性质的协会。【8】在国民党被赶去台湾之后，所有的艺术家就只能接受“美协”的考察而争取进入其中，或者被开除出这个国家唯一存在的艺术家组织。人们能够看到，在以后的岁月里，中共是如何通过美术家协会有效地贯彻自己的方针和政策；作为党领导下的『群众组织』，美术家协会又是如何将美术工作者——一个涉及艺术家、美术家、画家、雕塑版画家等等的特殊术语——组织起来宣传党的政治目标、完成党交予的政治任务的。由于所有的文艺机构（包括学校、出版社）均为中共领导，工资福利来自中共领导下的政府财政，所以，这些机构的主要功能就是服从和参与党的文艺号召或政治运动；艺术家在政治和经济上的待遇高低被严格地控制在这些机构给予评定。机构、单位的级别，艺术家的政治身份和表现成为艺术家获得待遇资格以及福利的依据，这从制度上保证了对艺术家的思想与艺术创作的意识形态改造。
另一方面，当中共彻底接管了之前国民党的各个文化艺术机构与学校时，经过延安政治环境洗礼的艺术家——他们实际上已经转变为中共在文化艺术领域里的干部和领导人——通过对已经存在的艺术机构与组织领导权的实际控制【9】尽可能贯彻延安的政治意图，正如徐悲鸿说的，『新中国的艺术，必将以陕北解放区为起点』【10】，徐悲鸿甚至直接表达了这样的看法：“毛主席的文艺政策是艺术史上的大革命。毛主席明确地指出文艺应为劳动人民服务；解决了中国文艺界没有解决过的问题，使今后一切努力有了正确的方向。” 【11】中共通过安排干部兼任各项职务深入到艺术机构，尤其是艺术院校从各个层级对艺术家和教师进行思想改造，同时开设新的大学，例如华北人民大学——这所学校被中共作为『思想战场』或『政治工场』加以利用，以历史唯物主义为中心，劳动创造世界、阶级斗争和国家学说是三个重要的课题，同时还讲授中共党史、党纲和党章。【12】 可以想象，从此艺术领域的任何话语都有可能被意识形态化，以至于人们很难逃离意识形态纠缠，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成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全国范围内文艺领域的纲领性文件，其基本思想与语词表述至今保持着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合法性。
正如整风运动中的强制性检讨和自我批评一样【13】，1949年之后的『检讨』、『悔过』、『批评』与『自我批评』都是意识形态斗争的形式，这些思想活动往往是以组织活动、书面文章以及大会的形式进行。这些斗争形式无一例外地是在一种权力压力背景——例如组织的要求、具体语境下的舆论、暴力的胁迫以及不可能离开的环境——下不得不参与的。在这些意识形态斗争的概念中，『自我批评』是最为普遍使用的，即每一个需要进行思想改造的人都应该有一种『自我批评』的精神态度。不过，这样的态度仍然来自以马克思主义为名义的斯大林主义，斯大林在《反对把自我批评口号庸俗化》一文中提出：“自我批评是一种特殊的方法，是以革命发展底精神一般来教育党底干部和一般工人阶级的布尔什维克的方法。”“自我批评底开端是在我国布尔什维主义出现开始时起的，即在布尔什维主义作为工人运动中一种特别的革命派而诞生出来的最初几天起的。”【14】
毛泽东策略性地借用了斯大林的概念，他在《反对党八股》的报告中说：“从 前许多同志的文章和演说里面，常常有两个名词：一个叫做‘残酷斗争’，一个叫做‘无情打击’。这种手段，用了对付敌人或敌对思想是必要的，用了对付自己的同志则是错误的。……不能用同一手段对付偶然犯错误的同志；对于这类同志，就须使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15】毛泽东又在《延座讲话》中说：“人民大众也是有缺点的，这些缺点应当用人民内部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来克服，而进行这种批评和自我批评也是文艺的最重要任务之一。”他强调说：“必须对于自己工作的缺点错误有完全诚意的自我批评，决心改正这些缺点错误。共产党人的自我批评方法，就是这样采取的。”【16】 但是所有被称之为知识分子（文艺工作者被包含其中）的人都知道，在任何一场政治运动中如果不进行『自我批评』，自己将成为人民的对立面，并将被作为人民的敌人而受到『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
实际上，当中共夺取全国政权之后，将毛泽东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真理而推向全国远远不限于文学艺术，而是整个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没有任何领域——哲学、历史、经济甚至自然科学——可以离开毛泽东思想去研究和判别。1948年9月23日，毛泽东秘书、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陈伯达在全国政协会议上提出了『思想文化大革命』的任务：『毛泽东同志和在他领导下的中国革命，已给我们中国社会科学的工作开辟了广阔的道路。我们必须按照毛泽东同志所指导的方向，来从事开垦中国许许多多为社会科学工作者所还未开垦的处女地。中国社会科学工作者在人民革命过程中，对于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摧毁国民党反动派及其他反动派的思想阵地，是做过不少工作的；但是，应当指出：如果比起其他革命战线来，我们显然是太惭愧了。社会科学方面的工作仍然大大落后于革命的实际与人民的需要。』【17】就在纪念五四运动30周年之际，陈伯达已明确告诫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们必须根据百年来——特别是三十年来中国人民革命的实际经验，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新观点、新方法，用辩证法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的新观点、新方法，在一切学术部门（不论是哲学的、经济的、政治的、历史的、文艺的以及各种自然的）去对自己来一个重新估定一切价值，进行批判与自我批判。』 【18】这样，学术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并为政治服务就成为被广泛认同的观点。哲学家冯友兰基于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解不断检讨自己的哲学思想，改写他的学术著作就成为知识界学术为现实政治服务的『典范』。知识分子在共产党的改造中陆续检讨甚至声讨自己，在1952年7月出版的《批判我的资产阶级思想》中文章作者就有费孝通、傅鹰、游国恩、滕大春、罗常培、钱端升、金岳霖、蒋荫恩、陈鹤琴、周培源、梁思成、郑君里、贺绿汀等 30 位这样一些著名的知识分子。大量的知识分子在思想改造运动中反复检讨批判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轰轰烈烈』的盛况遍布全国各个城市。【19】无计其数的知识分子不同程度地认为自己与党的要求和与人民群众的距离太远，改造自己的思想势在必行。可以想象，在思想改造运动的氛围下，所有艺术家的思想转变不能拖延时间，因为在各个检查自己思想的会议上，现场的党的领导和『群众』会立即指出检讨者的问题，并要求迅速改变。漫画家丰子恺一开始还坚持了一种传统主义的立场，他认为传统绘画中的『梅兰竹菊』可以调节人们的神经，陶冶性情。他的发言立即招致现场的反驳：“解放了，我们就应该宣传工农兵，反映工农兵的生活。我们的宣传工作是有阶级性的。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有的人迷恋过去的老一套，迷恋地主资产阶级的闲情逸致，什么梅兰竹菊啊，什么四子啊！这是妄图开历史的倒车……” 【20】丰子恺在他的检讨书中这样回应了对他的批判：
我的思想改造的动机，发生于一九四九年冬。在先我读了毛主席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不能全盘接受；续读马克思资本论，再读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方才信服了。
针对他之前出版的写作与从事的绘画，他这样承认：
我写这些艺术论和绘画，完全不是出于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文艺思想的，而是出于资本主义艺术思想的；我的立场，完全不是无产阶级的，而是小资产阶级的。
由于过去脱离群众，不问政治，不能认清阶级立场，对于阶级斗争袖手旁观，因而长年地从事于为资产阶级服务的纯艺术工作，而使我的错误思想广泛地流毒在人间。今天，我要向广大群众表示由衷的忏悔。【21】
知识分子或艺术家被毛泽东号召参加基于没收地主土地为目的的土地改革运动，这显然是思想改造的一个重要路径，正是在农村，阶级立场就在非此即彼的意识形态斗争中不知不觉地树立起来，中央美术学院教授艾中信的体会无论是否发自内心，都表明了这个时候知识分子艺术家必须采取的政治观点与阶级立场：
在掀天动地的土改浪潮中，谁也不能视若无睹，充耳不闻，我们或者是被诉苦所感动，引起了阶级仇恨；或者从清算封建剥削启发了斗争情绪；或者看到了农民的高度觉悟而兴奋；或者从老干部的工作态度——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忘我精神，加深了对共产党的热爱。这一切新的事物跑进我们的头脑里，挤走了旧的观念。【22】
知识分子参加土改运动被解释为将资产阶级或者小资产阶级思想改造为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这样的意识形态改造目的是彻底打掉知识分子之前自以为是、高高在上的态度，使他们真正成为普通人民大众中的一员，在学习《延座讲话》的过程中，知识分子艺术家们被反复要求阅读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评价：
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这就叫做感情起了变化，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我们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要使自己的作品为群众所欢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没有这个变化，没有这个改造，什么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
在中共不同时期的『革命』思想灌输的过程中，特别强调思想与感情的改造，尽管这样的改造被赋予了革命的含义，例如将个人主义的思想改造为集体主义的或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这样的思想转变的结果非常类似宗教皈依的表述：『reformamini in novitate sensus』。我们能非常吃惊地读到著名知识分子提及这样的思想转变。吴晗在1956年写的《自传》中的一段不知是否发自内心的文字颇能表述这类让人震惊的思想与感情转变：
在蒋介石统治区生活的日子里，对蒋介石的以党治国，独裁专政，万岁百岁，极端厌恶，听了恶心。初到解放区，听到专政，拥护共产党，毛主席万岁，很不习惯，心里以为好是好，何必搞这套形式……其实是我当时还没有和解放了的人民感情完全在一起，还没有体会到解放了的人民的真实感情。一句话，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感情，而不是解放了的劳动人民的感情。但是，这种错觉很快就纠正了。经过学习，我用自己眼见的亲身的感受，纠正了自己的错误。不多日子以后，我从心坎里喊出毛主席万岁了，衷心拥护人民民主专政……【23】
实际上，早在1949年7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之后，就有艺术家意识到大一统的意识形态已经开始形成：『在一种强固的政治制度下，决不容许有纷乱的个性表现。』【24】
改造中国画是1949年以后中共意识形态斗争的重要课题，这项改造中国画的运动从50年代初持续到60年代，一开始，中共文艺理论家洪毅然在《论国画的改造和国画家的自觉》中就说的非常清楚：
改造国画的内容，基本上就是要改造国画家们的思想和感情，就是要改造国画家们对于新的现实生活中的一切新的事物人物等的看法、想法和对待法。换句话说就是要改造他们的立场、态度和观点，就是要国画家们首先来一次自我的改造！
……
作为国画家自己的“自我改造”之最最重要的事，是必须要学习马列主义，学习毛泽东思想，更必须参加革命的实践，和人民大众共同进行奋斗，藉以建立自己之完全新的并完全正确的思想、观点，坚定自己的立场、态度，完成自我改造。……不如此，国画家的自我改造不会成功，国画的改造，也谈不到。【25】
1966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即将全面展开，中共华北局宣传部副部长梁寒冰在一次展览的观摩会上提醒美术工作者：
在国际国内伟大的革命形势面前，我们美术工作者必须更高地举起毛主席思想伟大红旗，用我们的画笔这个战斗武器，大力宣传毛泽东思想，宣传社会主义，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反对现代修正主义，让我们的美术更好地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为世界人民的革命斗争服务。【26】
不过，正是《林彪通知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这份文件，构成了『文革』十年中全国文艺创作的纲领性文件。文件的主要内容：
在我国革命的两个阶段，即新民主主义阶段和社会主义阶段，文化战线上都存在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文化战线上争夺领导权的斗争。我们党的历史上，反对“左”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也都包括文化战线上的两条路线斗争。王明路线是一种曾经在我们党内泛滥过的资产阶级思想。一九四二年开始的整风运动中，毛主席先在理论上彻底地批判了王明的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和组织路线；紧接着，又在理论上彻底地批判了以王明为代表的文化路线。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看了<逼上梁山>以后写给延安平剧院的信》，就是对文化战线上的两条路线斗争的最完整、最全面、最系统的历史总结，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和文艺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在我国革命进入社会主义阶段以后，毛主席又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两篇著作，这是我国和各国革命思想运动、文艺运动的历史经验的最新的总结，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和文艺理论的新发展。毛主席的这五篇著作，够我们无产阶级用上一个长时期了。毛主席的前三篇著作发表到现在已经二十几年了，后两篇也已经发表将近十年了。但是，文艺界在建国以来，却基本上没有执行，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的结合。“写真实”论、“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论、“现实主义的深化”论，反“题材决定”论、“中间人物”论、反“火药味”论、“时代精神汇合”论，等等，就是他们的代表性论点，而这些论点，大抵都是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早已批判过的。电影界还有人提出所谓“离经叛道”论，就是离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之经，叛人民革命战争之道。在这股资产阶级、现代修正主义文艺思想逆流的影响或控制下，十几年来，真正歌颂工农兵的英雄人物，为工农兵服务的好的或者基本上好的作品也有，但是不多；不少是中间状态的作品；还有一批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我们一定要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搞掉这条黑线之后，还会有将来的黑线，还得再斗争。所以，这是一场艰巨、复杂、长期的斗争，要经过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努力。这是关系到我国革命前途的大事，也是关系到世界革命前途的大事。
过去十几年的教训是：我们抓迟了。只抓过一些个别问题，没有全盘的系统的抓起来，而只要我们不抓，很多阵地就只好听任黑线去占领，这是一条严重的教训。一九六二年十中全会作出要在全国进行阶级斗争这个决定之后，文化方面的兴无灭资的斗争也就一步一步地开展起来了。
从1966年到1976年的文革时期，艺术的方法与标准来自对《延座讲话》的意识形态理解，开始于京剧改革的八个『样板戏』正是在毛泽东的妻子江青基于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理解而编制的革命戏剧，并成为所有文艺创作的样板范例。因此，画家在完成革命题材的作品时，也尽可能遵循『样板戏』中的视觉效果：『红、光、亮』与『高、大、全』。就像1966年，《美术》杂志第2期里表述的那样：“在我们美术工作者的思想上、生活上、艺术修养上，在美术创作、教学和研究工作中要不要突出政治，实行不实行以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改造一切、推动一切，是我们在意识形态领域里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种主义的斗争，能不能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根本问题。”
正如我们在前面已经涉及到的，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也可以被理解为一种狂热的宗教意识形态运动，与早期宗教团体所表现出来的立场或者态度相似，一旦确立自己的基本观点，这个党组织——无论内部有怎样的派系——的绝大多数成员以及领导层都会以尽可能教条的方式捍卫自己的指导思想和观点。正如一个宗教共同体是通过基本礼仪，尤其是通过口头和文字传播《圣经》一样，一个政治共同体的成员也被要求通过对这个共同体确定的纲领甚至领袖的著作语句进行口头和书面传播来证明其身份。的确，中国人并没有欧洲历史中所能够看到的那样的宗教经验，但是，一种被灌输的意识形态信仰在『文革』期间似乎普遍可见。的确，『文革』中出现的各类宣誓，或者集体朗诵，抑或就是呼喊口号，最终表示愿意甚至已经接受党的指导思想，这就意味着对一种共同体的皈依，信念、立场以及人生目标均在这样的仪式中得到明确和巩固。之后，就是通过践行理念——那些宣誓的内容、语录和口号——来证明自己的确获得了思想上的进步，成为革命队伍中的一员。从手续上的入党，到思想上的入党，最后通过行动成为真正的党员，即成为真正的共产党人。
在意识形态斗争构成普遍影响的时期，阶级分析方法的普遍使用，『良知』、『道德』甚至『善』这类词汇几乎找不到可以公开放置的地方，『利己』或者『利己主义』更是完全失去任何生存的空间。如果有人执意坚持内心的良知或者善，这样的内心活动很容易就被转变为严重的政治问题——只要任何人敢于在公开的场合表达。有意思的是，通过律法来判定『良知』这类问题的时候，也许会构成一个暂时规则，在宗教改革时期，无论立场如何，宗教律法总是一个派上得用场的依据。而在『文革』时期，对内心的立场和思想倾向的合法性进行判定的依据恰恰是典型的意识形态口号，在批判资产阶级思想的任何时期，意识形态口号本身就是可以滥用的律法。『文革』中的暴力甚至杀戮之所以具有普遍的合法性，正是因为毛泽东——林彪以《毛主席语录》的形式——发放的意识形态的广泛性赋予人们判断的依据，因此，那些属于地主资产阶级的『良知』、『道德』或者『善』，更不用说『利己主义』必须被彻底消灭。从1949年到1978年，中国实现了法国天主教团结统一的古老前提：『一位国王，一种信仰，一种法律。』——毛泽东，共产主义，毛泽东思想（在文革中被浓缩为『最高指示』）。历史地看，也许共产主义一开始表现出是一种思想运动，其表现是一些有资本家身份的人也会在观念上信奉共产主义。例如马克思的支持者魏德迈耶曾积极地劝勉两个资本家——『富裕的共产主义者』——支持马克思的出版计划，并获得了约言。【27】但是在《共产主义宣言》(1848年）发表了一百数十年的今天，作为信仰的『共产主义』得以赞助的资源仅仅来自少数极权或者威权国家。在中国，当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一种中国化表述的毛泽东思想成为统一的国家意识形态之后，每一个人将自觉和不自觉地必须给予尊崇。
文化大革命进行到第六年，中央美术学院靳尚谊和另外五位画家完成了油画《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1972年），这个题材是描绘1966年的毛泽东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毛泽东站在具有历史和帝王象征意义的天安门金水桥上，居于构图中的最高的位置，他的身后是工人、农民与解放军战士——他们是毛泽东所推崇的政治力量也是毛泽东所提倡的艺术家表现与服务的对象。毛的身后闪耀着炙热的阳光，由红卫兵、工人、农民、士兵构成了人流的海洋，烘托出在画家们看来这个神圣、伟大而幸福的时刻。构图、色彩以及形象的塑造，是文革艺术标准——『红光亮，高大全』——的典型呈现，当然，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中国化的美学结果。
注释：
【1】《华北文艺界在平举行茶话会 欢迎文艺界人士并交换意见》，《人民日报》，1949年3月11日。
【2】叶浅予：《国统区的进步美术运动》，《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北京：新华书店，1950年，第290页。
【3】1949年3月8日，北平艺专礼堂还举办了延安解放区美术作品展览。在观看了展览后，艾中信在日记中这样写到：“老解放区的美术展览轰动了整个北平（不仅是美术界），以至人心惶惶，觉得自己太不行了。……我们无论如何画不出这样的作品，以后画画难了。……我们的画就显得贫乏空虚。……李宗津从清华园跑进城看展览会，中午到我这里，他心里也惶惶然不可终日。他说：看了这些画，倒不知道怎么样画画了。”（艾中信：《温故知新》，《美术》1957年第5期。）
【4】北京代表团中的代表分成两个团，第一团有解放区共产党代表王朝闻、王式廓、江丰、胡一川、彦涵、古元、罗工柳等；第二团是在国统区有影响的但不是中共党员的徐悲鸿、齐白石、滑田友、叶浅予、李可染、艾中信、董希文、吴作人、赵望云等画家。
【5】傅抱石：《搞臭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 学习自我检查》，江苏省档案馆藏“傅抱石档案”，编号2516，1958年6月，第14页。见万新华：《傅抱石绘画研究1949-1965》，人民美术出版社，2014年，第37页。
【6】这是南京师范学院出具的“傅抱石人事材料”，为中共江苏省委统战部1955年3月22日给傅抱石作的政治鉴定，江苏省文化局人事科1957年4月29日抄录。“傅抱石档案”五类1号。见万新华：《傅抱石绘画研究1949-1965》人民美术出版社2014年版，第39页 。
【7】见《美术》1954年2月号。1949年7月19日，全国文学艺术联合会（简称“文联”）成立，21日，中华全国美术工作者协会成立，1953年，中华全国美术工作者协会改称“中国美术家协会”。从1950年起，各个省市美术家协会相继成立。在完整的体制中，各地美术家协会接受当地文联的领导，文联接受党的宣传部领导，文联建立党委或党组，文联工作接受党的领导，文联领导干部受中共宣传部和中共组织部任命。与各大专院校的教授、管理人员一样，文联及各个协会所有成员的工资与福利由国家财政拨付。。
【8】1936年，在上海的许多西画家对南京国民党官方于1933年6月成立的“中国美术会”（1940年改名为中华全国美术会）没有兴趣，一些没参加中国美术会的画家联合没有参加中国美术会的各地画家，联合起来组织了“中华美术协会”，以对抗中国美术会。3月15日，“中华美术协会”在上海中华学艺社举行正式成立会议；4月，中华美术协会举行工作会议，计划举办全国性美术展览会，成立美展筹备会。直到7月24日，中华美术协会才呈请国民党政中央执行委员会和教育部备案：协会“已于本年3月15日在沪成立……查本会组织范围及于全国”。该协会囊括了全国涉及中西艺术的大多数重要的艺术家，仅仅是由于战争，才导致了这个具有全国性质的美术家协会活动的终止。
【9】例如1949年7月21日成立的全国美术家协会会章规定：全国美术家协会最高权力机构是代表大会，但按照中共七大党章中关于党外组织的规定，全国美协的最高权力机构是全国美协党组。尽管徐悲鸿是全国美协主席，但是最高权力者是作为第一副主席兼党组书记的江丰。同样的情况，国立艺专的校长是刘开渠，但是实际权力掌握在作为全国美协党组书记江丰的手中。
【10】徐悲鸿：《介绍老解放区美术作品一斑》，载《 徐悲鸿艺术文集》，第539-542页。
【11】《华北文艺界在平举行茶话会 欢迎文艺界人士并交换意见》，《人民日报》，1949年3月11日。
【12】中共在接管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1950年1月，最后经过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批准，被更名为『中央美术学院』）之前，已经在校内建立了党小组，主要成员有学生侯一民、潘绍棠和教师冯法祀、李天祥等人。作为学生的成员通过作为教师的成员例如冯法祀与徐悲鸿保持联系，随时观察时局的变化，争取徐悲鸿留在北平，避免徐像其他一些知名知识分子那样跟随国民党去台湾。中共接管北平艺专后立即选派教职员到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同时成立的）参加『系统地进行最基本的马列理论与思想教育为中心』的培训。1949年6月，延安中共文艺干部艾青、洪波已经以『出席者』的身份参加北平艺专校务会议；8月，北平艺专与华北大学美术科合并，成立校党组，书记为胡一川，成员有王朝闻、王式廓、张仃和罗工柳，所有成员来来自延安。在第二学期，原有的『公民课』被取消，增加了『政治常识』。在杭州的国立艺术专科学校的情况类似。1948年加入中共的艺专学生吕国璋回忆：『在那些斗争艰苦的日子里，上级党组织每次都及时向我们作出具体指示，引导我们正确战斗。我们支委经常以外出写生为掩护，分头在预定地点会齐，与上级党接上关系，一起召开秘密会议……在最紧急的时候，上级党甚至冒生命危险直接跑到宿舍来寻找我们。』（转引自陈建军：《接管旧美术机构——1949年至1956年中国内地公私美术机构的变迁》香港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第50页）
【13】1943年7月1日，康生代表整风委员会在《解放日报》上发表题为《抢救失足者》的文章，整风运动进入“抢救”阶段，这个阶段要求被认为是“失足者”书写悔过书，抓捕、审讯、毒打甚至杀人的情况经常发生。不少党员、团员以及从国统区来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被要求在悔过书里承认自己是“反革命分子”、“敌特分子”、“民族叛徒”甚至“苏联的代理人”。 在艺术领域，“抢救”运动导致鲁艺师生之间出现残酷的政治斗争。按照力群《怀念“鲁艺”生活》中记述，鲁艺有约80%以上的人被打成“特务”。美术系教师石泊夫被指控为“特务”之后被关押，他的妻子在悲愤之中连同自己与四个女儿在家点火窒息自杀。青年版画家陈铁耕经历了反反复复的政治迫害直至精神受到严重摧残，彦涵在他的《感谢苦难》里回忆到夜晚能够听到有人奔向山崖呼喊冤枉的声音；在“抢救运动”期间，人们时常可以得知有人“上吊”、“跳崖”和“投井”；在人人自危的斗争中，同志之间相互诬陷、兄弟之间相互殴打以及夫妻之间相互揭发的现象非常普遍。在延安的苏联记者弗拉基米洛夫对整风运动的概括是大多数人去接受“思想改造”。（ 弗拉基米洛夫：《延安日记》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575页。）
【14】斯大林:《反对把自我批评口号庸俗化》，发表于《真理报》1 928 年 6 月 26 日;本文 引自《人民日报》1 950 年 3 月 29 日。 《真理报》在社论《论批评与自我批 评》 中则强调:“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共产党的工作方法，是激发群众的创造性，提高工作水平的方法。……批评与自我批评是苏维埃社会的特殊规律和动力，这是天才的斯大林同志所发现的。” 转引自《人民日报》，1950年1 月9日。
【15】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835页
【16】《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872、874 页
【17】《红旗从这里升起》，第388页。
【18】转引自雷洁琼：《论教育工作者思想改造》，《新建设》第1卷第3期。
【19】例如，北京文艺界实际参加的就有 1228 人，上海 1300 人;南京师范学院肖丞检讨 1 5 次也没有过关;清华大学教授金岳霖、潘光旦检讨了12次;费孝通的检讨长达 11000 字;潘光旦的一份检讨“摘要” 28000 字;岭南大学校长陈序经在全校师生大会上检讨 4 个小时，尽管老泪纵横仍不得通过;厦门大学中文系教授、著名作家徐霞村在全校大会上检讨 3 个小时仍不能通过，最后表示自己不配当人民教师，愿意离开厦大自谋生路;中国著名科学家、北方交大校长茅以升在检讨时给自己扣了英雄主义等 1 3 顶大帽子……。
【20】吴光华：《钱君匋传》，北京美术摄影出版社，2001年。见刘英编：《漫画宗师——丰子恺》，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2，第177页。
【21】丰子恺：《检查我的思想》，《大公报》，1952年7月16日。后又编入上海华东人民出版社1952年8月版的《教师们的思想改造》一书。
【22】引自《土地改革与思想改造》，《光明日报》1950年3月21日。从1949年年底到1951年地进行的土地改革，是从地主手中将土地无偿收缴分配给农民。1950年6月，中共组织召开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一届二次会议，审议了中共中央提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草案》。“改革法”宣布土改的目的是“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土地所有制，藉以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开辟道路”。 土地改革运动实为重新分配财富的阶级斗争，《改革法》第二条说得非常清楚：“没收地主的土地、耕畜、农具、多余的粮食及其在农村多余的房屋。”中央美术学院院长徐悲鸿是北京市高校师生参加土改的名义发起者。
【23】《吴晗自传书信文集》中国人事出版社1993年版，第16页。
【24】桥烟：《关于美术的一二问题》，《文汇报》1949年8月14日。
【25】《人民美术》创刊号（1950年）。
【26】《美术》1966年第1期。
【27】不过，这两位资本家因『营业困难』没有履约，导致马克思和恩格斯『苦痛失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