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 意识形态的悸动
官方《美术》杂志1976年3月复刊。【1】这时，中共的实际操控权仍然在『四人帮』政治集团——江青基于毛泽东妻子的身份是实际的领导者——手中，《创刊词》中的文字接续着之前的意识形态表述：“近几年来，广大专业、 业余美术工作者，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以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 的讲话》为指针，批判资本主义，批判修正主义，深入工农兵火热斗争生活，认真改造世界观，学习革命样板戏的创作经验，努力塑造工农兵英雄形象……今天，工农兵英雄形象占领了画面，工农 兵成为美术创作的主人。美术战线，今胜于惜”。《创刊词》强调，“美术战线从来是两个阶级争夺的战场。《美术》刊物要坚决贯彻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使《美术》成为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的工具”。 该期《美术》将政治斗争的目标明确指向邓小平，以『初澜』为笔名的《坚持文艺革命，反击右倾翻案风》直接针对 的是『党内不肯悔改的走资派』邓小平。【2】
不过，这一年政治领域的戏剧性变化让人们感到不太适应：1月，在差不多两年前恢复工作的邓小平在出席了周恩来追悼会后消失在人们的视线之外，同月，华国锋被毛泽东提名为国务院代总理；2月，邓小平被公开批判；4月，天安门爆发『四五』运动，同月，邓在党内外的职务被撤销【3】；9月毛泽东去世【4】；10月，与元老们对立的『四人帮』政治集团——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被抓捕。『四人帮』失去了国家意识形态发放的权力。【5】
1977年2月，《热烈庆祝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热烈庆祝粉碎“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的伟大胜利美术作品展览》在中国美术馆开幕，当年的《美术》杂志充斥着歌颂和描绘华国锋的文字与图画。新的政治人物和新的故事成为画家们的题材，例如靳尚谊与另一位画家彭彬将据说毛泽东在病床上给华国锋写有“你办事，我放心”的纸条内容作为一个重大历史题材，画出了《你办事，我放心》的油画——通过图像来表达新的国家领导人华国锋身份的合法性。完全可以想象，如果同样的意识形态背景不发生变化，美术工作者们也许会永远无止境地这样将画笔用于对被当权者需要的具体政治事件的描绘，无论历史对这些事件是怎样的评价，也无论那些政治人物是否被重新打倒或被清除。党的新的宣传机器指被认定为反党集团的『四人帮』试图『篡党夺权』——尽管他们之前获得的权力和影响力是毛泽东赋予的，立即受到全国范围内的批判（『愤怒声讨』），宣传画、漫画以及展览在各个城市出现。不过，被毛泽东指定的新的领导人华国锋在政治思想领域没有能力开启新的空间，他在1977年2月就明确：“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6】5月1日，华国锋在《人民日报》上还发表了个人署名的文章《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告诫人们：“毛主席为我们党制定了一条清晰的、明确的、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这就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的路线。毛主席要我们时刻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毛主席要我们这样做，我们就应该坚定不移地这样做。”华国锋显然在坚持毛泽东的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路线。尽管党内元老中不少人一直不同意华国锋的“两个凡是”，但是直到邓小平再次恢复工作（1977年7月）后，破除这个局面有了可能性。实际上，重新获得政治权力的邓小平于1977年7月21日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关于《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讲话中就已经提出了这样的看法：“毛泽东同志在这一个时间，这一个条件，对某一个问题所讲的话是正确的，在另一个时间，另一个条件，对同样的问题讲的话也是正确的；但是在不同的时间、条件对同样的问题讲的话，有时分寸不同，着重点不同，甚至一些提法也不同。所以我们不能够只从个别词句来理解毛泽东思想，而必须从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去获得正确的理解。”【7】邓的意图很明确：“我说要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作指导的意思是，要对毛泽东思想有一个完整的准确的认识，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我们各项工作。”【8】 这样的意见为很快重新解释和评价毛泽东的思想提供了条件。
1978年第一期《诗刊》发表了毛泽东于1965年给陈毅谈讨论诗歌的一封私信。在这封讨论诗歌的信里，毛泽东强调了『形象思维』的重要性。了解1949年以来中共党史的人清楚，此时发表这封关于诗歌写作的艺术特征的书信，其用意是缓和之前尤其是江青主管文艺的时期在文艺领域意识形态管控的紧张空气。1978年第一期的《美术》杂志同时发表了《战鼓催春——热烈欢呼<毛主席给陈毅同志谈诗的一封信>和华主席为<人民文学>光辉题词的发表》，杂志把《毛主席给陈毅同志谈诗的一封信》和华国锋的题词——『坚持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为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创作而奋斗』——比喻为『战鼓』，将文艺创作的可能性视为『春天』，撰写该文的『本刊编辑部』说，
毛主席这封信的发表，是整个文艺战线和我们文化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毛主席谈的是诗歌，但其伟大意义不止于诗歌，而是阐明了各种文艺，当然也包括美术在内的艺术规律的问题，对我国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发展，具有极其深远和重大的意义。对我们揭批『四人帮』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和文化专制主义，尤其是对于我们当前批判『文艺黑线专政』论，更具有直接的伟大指导意义。
至于『华主席的光辉题词，是对文艺界的动员令，是鼓舞革命文艺工作者沿着毛主席指引的革命航道高歌猛进的战斗号角！』基于这时特殊的历史语境，『本刊编辑部』抓住毛泽东的『诗要用形象思维』并非真正要讨论诗歌写作的艺术技巧，而是要表述对文艺创作自由度的争取。其针对性是『四人帮』要求艺术创作『从路线出发』，『主题先行』，并且制定了一套『红光亮』、『高大全』的『三突出』艺术标准。『本刊编辑部』强调说：『毛主席的教导不仅是「四人帮」关于文艺创作谬论的有力批判，而且指出了如何创作出革命的政治思想内容与完美的艺术形式相结合的好作品的途径，更为深刻和具体地阐明了运用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方法进行创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艺术家关注的焦点是毛泽东提出的『形象思维』这个词，延安艺术家蔡若虹提醒说，毛主席在信中提到形象思维有三次，并且特别强调了形象思维和比、兴两种写作方法关系。蔡若虹颇有兴致地讨论了『比』和『兴』手法的艺术含意：『在我看来，比，就是联想，就是想象；……比喻和幻象，也是从这里产生的，成为构成形象思维的重要因素。兴，我以为就是即兴，就是抒情，就是发表感想，就是歌咏中的咏叹调，是建立在形象思维的基础之上的理性的升华。比、兴两法结合在一起，就可以形象地发表感想，就成为浪漫主义的用武之地。』蔡若虹也分析了作为叙事的『赋』，他没有忽视毛泽东也说到的『赋也可以用，……然其中亦有比、兴』，蔡发挥了自己的理解：『在叙事中运用着联想或想象，在叙事中夹带着抒情，这正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旧体诗词的传统。』蔡若虹使用了很多文字来说明他对毛泽东的这封信中关于艺术表现与方法的体会，缺乏历史语境的人很难理解：为这么这些写作或者艺术方法会让艺术家如此感兴趣？过去难道不清楚这些最简单最基本的表现手法吗？实际上，在『四人帮』与了解文学艺术史的艺术家之间的内在差异，或者或者是冲突，不是所谓的『形象思维』是否重要，而是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艺术家是否可以表达内心的情感（抒情），在大多数文艺家的观念中，『抒情』是艺术创作最基本的内容。不过，人的内心情感如果不符合官方意识形态的要求，『抒情』就很可能被认为属于地主资产阶级的趣味而受到批判，事实上，在过去十年的『文革』时期，没有艺术家敢于或者有条件去表达属于个人而不是『革命的』的内心情感。『抒情』涉及到人性问题，在《延座讲话》中，毛泽东非常清楚地强调了『人性』的阶级性，即不存在抽象的人性，『四人帮』的文艺标准就是按照人性具有阶级性这个判断而制定的。现在，根据毛泽东的『形象思维』和关于『比、兴』的表述，艺术家可以将人性的阶级性弱化一下，甚至模糊些许，但是他们仍然是小心翼翼的，不会在理论上越出《延座讲话》规定的雷池。蔡若虹在文中举出自己写的词《石州慢（看<小长工的短歌>）》作为理解毛泽东『比』和『兴』的例子强调了联想和想象的重要性，并说把词的『下半段「兴」的领域当做革命浪漫主义的领域』，但是他的词的中心仍然是歌颂『已经成为新社会的人民军』的小长工，词的目的仍然是表现并歌颂工农兵。蔡想说的是，他今天的文艺创作要关注艺术的特点，在艺术反映生活的思维过程中要用『形象思维』，他使用了『抽象思维』、『形象典型化』、『理性认识』以及『人民生活的原料』这类概念，他强调要研究艺术反映生活的规律，而不是『主题先行——生活的捏造（三突出）』——蔡若虹将其理解为这是『阴谋先行』，但是，他最后根据毛泽东于30年代在延安写的《实践论》中的说辞说：
为了创造艺术的典型形象，我们就只有遵循毛主席的教导：到群众中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这是一条光明大道，除此以外没有别的途径。
蔡若虹使用不少概念以及用了《美术》近四页篇幅的文字，实际上只是努力想说出文艺创作应该多给文艺家们一点思想宽松但绝不会超出《延座讲话》边界的创作环境。
艺术家们读到《一封信》所唤起的激动心情显然基于对之前『四人帮』政治集团1966年拟订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中对17年“文艺黑线专政”论的定性。知识分子与艺术家们被告知：建国以来文艺界“被一条与毛泽东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号召“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在之后的『文革』时期，教育领域的知识分子、艺术家和教授受到政治上的迫害【9】，因此，要获得人身自由和艺术的更多可能性，否定“文艺黑线专政”论就成为必要。【10】 根据新的教育部要求教育系统必须否定『两个估计』和『文艺黑线专政』论的政治需要，《美术》杂志与中央美术学院党委进行了三次座谈会【11】，作为美术教师的艺术家们的批判重点是『四人帮』政治集团对1949年之后文艺的“文艺黑线专政”这个定性，艺术家们举出的例子是想说明的是，他们之前的教学与创作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而是遵循了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版画系伍必端说：
1949年的情景，在座的同志都还记得吧？当时从延安、华大来的同志是带着毛主席的文艺思想、教育方针和解放区的革命传统、优良作风来改造旧艺专的。是努力用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来办学的。
为了说明自己的过去没有离开毛泽东的革命路线，艺术家们还罗列了他们积极参加政治运动的经历：
美院从成立以来，广大教职员工积极参加了自1949年的京郊土改至1964年的农村『四清』，其中经过镇反、三反、五反、抗美援朝、批判《武训传》、批判《红楼梦研究》、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反右斗争、大跃进、教改等一系列政治运动。【12】
艺术家们当然不会将历次政治运动中完成的那些漫画和宣传画作为17年美术的成就，不过他们还是提及到了董希文的油画《开国大典》、王式廓的素描《血衣》、罗工柳的油画《整风报告》王琦的中国画《主席走遍全国》以及集体创作的雕塑《收租院》，并为《延河边上》（钟涵）这类在构图和表现出不符合以后『文革』艺术标准的作品进行了辩护。老师们尽量引用毛泽东曾经说过的话，来肯定自己的艺术创作和艺术教育在政治上的合法性，『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胜利，是党的文艺方针政策的胜利』。没有人也没有更多的条件去分析17年里大量关于中共党史以及反映历次政治运动的绘画究竟取得了什么艺术成绩，他们一致指责『四人帮』所说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篡党夺权』。美术史系的老师孙美兰说：『「四人帮」的子弹穿过教师的身体是射向周总理的。「四人帮」炮制的「文艺核线专政」论、「美院稀烂」论是为他们反对毛主席、反对周总理，妄图打到从中央到地方一大批领导干部的反动政治纲领服务 ，它的要害是篡党夺权。』实际上，没有材料表明『四人帮』要『反对毛主席』或『取代毛主席』，但是，利用『文革』中的政治斗争剥夺包括总理周恩来在内的老一批中共领导人的权力，全面控制党和政府机构，的确是『四人帮』的目的。除了在概念和口号上存在着差异甚至对立的不同，教师们批判『四人帮』的理论武器与『四人帮』的是一样的：他们与『四人帮』之间仅仅存在着对《延座讲话》的不同解释。事实上，经历了法治完全缺失、没有基本人身保障的『文革』时期的对比，艺术家们对17年的经历已经怀念有加，美术史系的金维诺甚至这样说：『十七年的历史证明是谁改造了谁呢？当然是解放区延安的的革命传统改造了旧艺专（中央美术学院前身——引者），把这个自称「为艺术而艺术」的资产阶级艺术学校改造成与工农兵相结合，为无产阶级政治，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新型的学校。』【13】
5月10日，中央党校副校长胡耀邦没有经过作为校长的华国锋和作为第一副校长的汪东兴【14】就在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发表了经他审定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15】，紧接着，《光明日报》（5月11日）、《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5月12日）陆续转载了这篇文章。文章中有“自吹自擂证明不了真理，大规模的宣传证明不了真理，强权证明不了真理”这样的表述。这篇文章显然是针对华国锋的“两个凡是”和“四个坚持”而来的，目的在于通过理论和文辞上的修正，对文化大革命进行重新评价，并对在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各类“冤案”平反。基于长期的政治环境和“两个凡是”的要求，党内的思想分歧在缺乏有效威权控制的情况下，自然会通过一种被认为合法的方式暴露出来，关于什么是检验真理道标准问题的讨论在全国的媒体展开，中国的政治空气进一步朝着『宽松』的局面发展——但是这不意味着党放弃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意识形态，仅仅表明党内的话语权与控制权转移到需要在舆论上彻底摧毁『四人帮』政治集团的人手中【16】。尽管党内新的思想冲突仍然激烈地存在，但是，邓小平以及胡耀邦获得了党内这次思想斗争的胜利【17】。归纳地讲，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在政治上的实际作用，是否定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否定“两个凡是”，为天安门事件翻案，恢复邓小平以及一大批老革命家的工作。对于思想界和文艺工作者来说，从此有了脱离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原教旨主义解释的可能。
基于『四人帮』政治集团的倒台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发表与讨论的展开，5月25日出版的《美术》1978年第3期，发表了对《美术》1976年『创刊词』的批判文章（辛冰茅）。文章提示在1975年毛泽东关于调整文艺政策之后，『四人帮』加强了『篡党夺权』的舆论准备——实际上《美术》以及《人民电影》《人民戏剧》《人民音乐》《午蹈》就是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重新出刊的。文章肯定了『十七年文艺』的成绩，明确『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难道不是共产党毛主席领导下的十七年？难道不是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十七年？否定这个十七年，就是为了否定毛泽东思想在我国文艺战线上的伟大胜利』。直至1978年底，美术界讨论艺术问题的理论口号与思想依据，无一例外基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阶级斗争的理论，除了被批判的对象发生了变化——从『创刊号』批判『党内那个死不改悔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转而对『祸国殃民』的『四人帮』，文艺的思想或观念与之前一样没有任何变化，文艺领域的『揭发』、『批判』或者『斗争』仅仅是再一次服务于党内的政治斗争和权力变更。事实上，从1949年以来，艺术家的生活与艺术始终受制于党内的政治变化，无论谁是党的最终领导人。
11月25日，中央工作会议全体会议的决定为1976年4月5日发生的天安门事件给予了平反，曾经的“反革命事件”现在变为“革命事件”，两年前在天安门宣扬民主、反对专制的年轻人的行动被视为与『四人帮』斗争的英雄。
12月13日，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邓小平要求人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他指出如果不打破思想僵化，“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他甚至强调在这个时期，要为民主创造条件。
紧接着，1978年12月18日，中共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会议决定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从1979年起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样，“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文化大革命彻底告终；会议号召全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基于拯救经济，以便有效地坚持共产党的统治，中国又一次对世界开放了大门，这给那些本能地追求精神自由的艺术家提供了解放思想的可能，尽管中国美术家协会于1979年3月恢复了她的工作——旧有的文艺体制得到了新的修复。【18】
注释：
【1】1975年12月，新成立的文化部（之前名为『国务院文化组』）核心组确定了曾经的延安艺术家华君武任即将复刊的《美术》主编。实际上，经过毛泽东的同意，于1976年复刊的文艺杂志还有《诗刊》《人民文学》《人民戏剧》《人民电影》《人民音乐》以及《舞蹈》。官方《美术》杂志前身《人民美术》创刊于1950年2月，1954年1月，《美术》创刊，1966年因『文革』爆发停刊。不过，1976年的复刊号是以『创刊号』的名义重新出版的，主办单位是『美术编辑委员会』，而不是10年前的『中国美术家协会美术编辑部』——中国美术家协会于1977年3月才恢复工作，很快，《美术》杂志归属全国美术家协会机关刊物。至1984年11月，在中国美协全体会议上，华君武宣布中央美术学院教授邵大箴任《美术》主编，邵曾因之前在中央美术学院学报《世界美术》上介绍西方现代艺术流派而为年轻艺术家所熟悉。之后，邵对发生在中国的现代主义运动给予了宽容和有分寸的支持，1989年6月的『天安门事件』爆发后，邵的主编职务被免去，他的工作仅仅限于中央美术学院的艺术史教授。
【2】该期《美术》在扉页上安排了《毛主席语录》，第一条引用了毛泽东对邓小平的批评：『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第二条为『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
【3】《美术》1976年第2期（5月25日出版）也刊登了《中共中央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同时刊登了《人民日报》的《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一文。
【4】《美术》1976年第4期为毛泽东主席逝世专辑。
【5】《美术》1976年第5期发表《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伟大的历史性胜利》，『热烈庆祝粉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篡党夺权阴谋的伟大胜利，愤怒声讨『四人帮』的滔天罪行。』社论最后有一段话：『「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展现在我们面前。』
【6】出现在《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两报一刊）发表的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中，第一个版本是吴德于1876年11月30日在四届人大第三次会议上讲的：“凡是毛主席指示的，毛主席肯定的，我们要努力去做，努力做好。”（于光远） 中央负责宣传的耿飚说：“登这篇文章，等于‘四人帮’没有粉碎。如果照这篇文章的两个‘凡是’，什么事情也办不成了。”（转引自沈宝祥：《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年版，第4页）3月，华国锋还说：“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要维护；凡是损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须制止。”
【7】《邓小平文选》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9-40页。
【8】《邓小平文选》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9页。
【9】 在『四人帮』及其死党的统治下，美院三百多名教师中，被打成『牛鬼蛇神』的竞达一百多人，许多老教师打成叛徒、特务、国民党分子，年轻教师也被横加种种罪名，都成了『黑线人物』。（见《彻底批判才能彻底解放——记中央美术学院教师揭批『文艺专政论』座谈会，《美术》1978年1期）
【10】1971年8月13日，中共中央批转了同年4月15日至7月31日在北京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通过由张春桥、姚文元等人拟订、由毛泽东圈阅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纪要》对过去十七年的中国教育做出了政治上的“两个估计”：一是1949年来“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二是大多数教师和解放（1949年）后培养的大批学生“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基于这“两个估计”，各个学校必须接受工人组织的宣传队领导，同时选拔工农兵上大学并参与管理大学和改造大学。
1977年8月4日至8日，邓小平主持召开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邓小平明确肯定：新中国成立后17年的教育战线“主导方面是红线”。 “我国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自觉自愿地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如果对十七年不作这样的估计，就无法解释我们所取得的一切成就了。”1977年11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教育部大批判组题为《教育战线的一场大辩论—批判“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的文章。至此，全国教育界、知识界敢于对“两个估计”给予公开否定。由于教育领域的『两个估计』被普遍认为发端于文艺战线的『黑线专政』论（见《彻底批判才能彻底解放——记中央美术学院教师揭批『文艺专政论』座谈会，《美术》1978年1期），而新的党中央领导人又否定了『两个估计』，艺术家们就能够公开地批判在政治上已经失去地位的『四人帮』提出的『黑线专政』论。
【11】这三次座谈会有中央美术学院领导和各个系的教师与干部共计60余人。主要的发言教师包括罗工柳、伍必端、金维诺、王克庆、钱绍武、艾中信、杜键、闻立鹏、洪波、彦涵、许幸之、张安治、孙美兰、薄松年、周令钊、王琦、刘勃舒、吴作人、李可染、刘开渠、古元、李苦禅、李桦等。
【12】见《彻底批判才能彻底解放——记中央美术学院教师揭批『文艺专政论』座谈会，《美术》1978年1期。
【13】见《彻底批判才能彻底解放——记中央美术学院教师揭批『文艺专政论』座谈会，《美术》1978年1期。
【14】胡耀邦于1977年3月被任命为中央党校副校长。校长为华国锋，第一副校长汪东兴。胡具体分管党校工作。胡在党校创办了《理论动态》、《中央党校校刊》和《中央党校简报》。中央党校于1977年10月开学，第一期学员807人，其中有100人来自各部委和省选派的中年干部——他们已经对文革有了经验，因为对如何面对未来需要了解中央精神。半年后，他们回到各自单位和地方所产生的作用是可以想象的。
【15】最初，《光明日报》理论部编辑王强华约南京大学政治系教师胡福明为“哲学”专栏写稿，胡应约写了一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总编辑杨西光因在中央党校学习，邀约党校教师孙长江与胡福明共同修改。为了避免直接给主管宣传工作、主张“两个凡是”的汪东兴送审，在请示副校长胡耀邦之后，首先发在党校的《理论动态》上。按照中共组织原则，该文的发表由胡耀邦承担政治责任。
【16】中共中央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对艺术界当然产生影响，《美术》1979年第1期发表了一位画家和评论家朱朴（1936-2022）的文章，作者写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精髓』，文章的标题就是『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指导创作实践』。《美术》1979年第3期里还发表了批评家王朝闻于1978年冬天在一个座谈会上的发言，他说：『我们所说的解放思想，既是指打破种种精神枷锁，也是指学习正确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正确认识文艺创作反映与服务的对象创造主观条件。……就现阶段的任务来说，所谓解放思想就是从林彪、「四人帮」精神枷锁中解放出来。』
【17】6月2日，邓小平在军队政治工作会议上说：“我们也有一些同志天天讲毛泽东思想，却往往忘记、抛弃甚至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不但如此，有的人还认为谁要是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际相结合，谁就是犯了弥天大罪。”他提醒这是“涉及怎么看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问题。”（《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14页。）7月，汪东兴仍然坚持认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是错误的，他号召“不要砍旗”。华国锋也指示中宣部和地方省市负责人不要参与讨论，不过此时的邓小平拥有极为可靠和强大的党内支持者，他对自己与华的意见不一致没有顾虑，他甚至阻止了华国锋在海军方面的一次计划规模不小的检阅，并在军队干部中批评“两个凡是”。
在一个较短的时期，汪东兴、胡乔木等人对胡耀邦不断组织发表文章构成阻力，华国锋的立场表现在他要求《红旗》“不介入，不表态”的指示中。5月底，邓小平对胡乔木说：“现在发生了一个问题，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都成了问题，简直莫名其妙！”（7月，邓小平也警告中宣部部长张平化不要对真理标准的讨论设置禁区。转引自马立诚：《交锋三十年：改革开放四次大争论亲历记》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4页。） 在邓小平和时任军委秘书长罗瑞卿的支持下，胡耀邦继续组织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解放军报》6月24日）和《一切主观世界的东西都要经受实践检验》（《理论动态》9月10日，《人民日报》9月26日）两篇文章，彻底巩固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讨论的合法性， 10月，邓小平得知谭震林写的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被《红旗》根据华国锋“不介入”的指示拒绝，他立即批示：“这篇文章好，至少没有错误。我改了一下，如《红旗》不愿登，可送《人民日报》。为什么不卷入（指华国锋的“不介入”——引者）？可以卷入，可以发表不同观点的文章。看来不卷入的本身，可能就是卷入。”鉴于华国锋也同意，汪东兴也不得不将谭文发表在《红旗》第12期上。
【18】1979年3月8日至11日，中国美术家协会举行全国常务理事扩大会议，会议纪要宣布的第一条：『中国美术家协会正式恢复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