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eface

本书是在1990年完成的《中国现代艺术史：1979—1989》（1992年出版）和2000年完成的《中国当代艺术史：1990—1999》（2000年出版）两本书的基础上改写、修订而成的。将这两部书合二为一重新编辑出版出自以下的原因。

我们是1979年至1999年这20年中国改革历程的见证人，也是中国前卫艺术在这20年中发生和演变过程的亲历者。在这20年中，前卫艺术自身的成长，如同中国政治经济改革一样，总是显得脚步匆忙。我们用“进步”这样一个概念来描述这20年中国前卫艺术的状态也许有些笼统和不适当，但我们却应该承认，在这20年中发生的一切，其丰富性和多样性的却远远超过了此前的时代。

当我们站在了另一个世纪的岸边，回过头来观望身后的风景，我们才发现，时间的忘川是如此之深，以至于每一个涉过这条河流的人都有忘却的危险，哪怕我们对曾经发生的一切有着亲切而生动的感性常识。把写作和出版于两个十年的艺术史合并起来，不是为了总结，而是为了记忆；是为了给今后的人们，尤其是学习艺术的学生们，提供一个建立中国前卫艺术发展逻辑的材料背景。当然，在这两本书中，我们也有自己的判断和结论。只是这些判断和结论也属于时间的一部分，当然也就属于历史的一部分。

在重新修订合并这两部历史著作的过程中，我们不可避免地进行了改写和删节。首先，是出于字数的考虑：我们希望把《中国前卫艺术20年》编辑成一部更加实用更加精炼的著作，让读者能够更明晰更快捷地寻找到历史发展的脉络。其次，是因为我们相信，时间本身和历史陈述是一对天然的矛盾。历史陈述要求尽可能地丰富和详尽，时间却不断地洗涤和淘汰着历史的陈述。如果能够写作一本历史，将我们曾经有过的所有经历都记录下来，那将是最完美的选择，可惜这样的境界在任何时代任何情形中都无法实现。既然如此，我们也就只有顺应时间的武断，抛弃那些在我们看来较为次要的材料了。

显然，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对过去的事件会有不同的看法。不过这种不同并不意味着看法有了“成熟”的改变。没有任何一个新近到来的时代的看法能够替代过去的看法，仅仅是因为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认识，变化着的灵魂只能任她而去，这就是历史的真实面貌。所以，当我们今天对历史上曾经出现的人和事重新叙述时，读者会从中受益：他会去体味为什么作者今天的思想与10年前或者20年前相比有了不同。事实上，正是这种不同构成了写作的意义——本质主义的历史观早已随着生活的变迁消失了。换句话说，修改的实质是重新思考，即便是微妙的删减和增加都可能意味着重大的看法改变。

有意思的是，当计划重新叙述这20年的历史时，我们才发现，我们完全没有更多的时间去写更多的关于前卫艺术20年的历史。所以，我们对于曾经做过的事才有了真正认真的对待，才不是将自己的写作仅仅看成每天都可以热闹出笼的出版物那样的东西，过分随便地轻视它或者肯定它。不过，我们很难判断是否还有时间对这部完成的修订本重新修订。新的生活应接不暇，内心的欲望将把我们的写作引向其他方向，看来我们不得不让过去的这段历史匆匆远去。无论是那些留存于我们文字之中的人物和事件，还是那些不得已消失在时间黑洞之中的人物和事件，他们将永远不能承担完全的真理和历史责任。它们存在的理由，似乎就是尽可能地成为真理大厦所需的一块砖头，成为宏观历史中的一个细节，而且那也仅仅是“可能”。

我们不想宣称那些删节和改写是绝对客观的，就象我们不想宣称它们是随心所欲一样。历史本身就是选择的结果，顾此失彼不是因为历史写作者的疏漏，而是因为它只能这样。当然，选择行为要依照作者的观念和逻辑发生，对此我们不想掩饰。在我们看来是重要的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自然就获得了留存于文字之中的权力，而那些较为次要的元素，则会被删除。我们对此的态度是坦然的：我们只能祈求有更多的历史写作者来面对过去，面对自己的感性和理性常识，祈求有更多的亲历者参与到这些记述和删除活动当中。被我们删除的，被其他人奉为圭臬，被我们记载的，被其他人贬为垃圾，或者被抛弃。如果真有这样一个局面出现，那是中国前卫艺术的幸运，是历史的幸运。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历史写作本身并不是什么神秘崇高的活动。它就是一次在时间之中的对时间的记录，在历史事件中发生的历史事件，判断中的判断，评价中的评价。如果有人说，历史的记载和评价需要时间的距离才等达到客观，我们对此只好说：让我们共同尊重时间的意见。不过我们要清楚一个问题：有谁能够预测，20年、200年甚至2000年之后的人们，会如何来判断今天历史的真伪与对错？有谁能够知道，未来的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和考据者，会怎样来看待今天的一切，包括我们所写下的历史文字？历史究竟是个什么？